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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麗華
5月19日14時28分，永遠定格在中華民族的記憶裏。舉國上下炎黃子孫一起為汶川地震中的遇難者默哀。
我經歷過唐山大地震，那時候我在部隊當兵，那時候中國正在經歷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我們閉關鎖國不要任何外援，那時候沒人知道死去多少生命。32年後的今天，從唐山大地震的廢墟中爬出來的倖存者應該最有發言權，我們中國改變了什麼？
昨天，有位外國記者從上海打來電話採訪我，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他採訪了在上海的川籍農民工，他們從以往的經歷中得出一個結論，說不相信政府重建家園的承諾，問我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我不知道這位記者是否真的訪問了農民工，但我知道這個問題很有挑戰性。這些日子，我們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目睹了在這巨大的自然災害面前，中國政府做了什麼？當我們看到溫家寶總理對那個因為饑餓、恐嚇不停啼哭的女孩說“孩子不哭”而自己卻在流淚的場面時，我們哭了；當我們看到武警官兵在余震不斷，道路不通，冒雨強行軍90公里趕到汶川，用雙手從廢墟裏救人的場面時，我們哭了；當我們看到女警察在得知自己的女兒和母親都遇難而自己卻因搶救其他群眾暈倒在第一線的時候，我們哭了……因此，我理直氣壯地告訴他:凡是有良心的人都看到了中國政府在地震中的所作所為。
我們不必諱言，在有限的自然資源中生存著13億人口，而且人人都希望生活過得好一點，再好一點，在創造財富和爭奪資源的較量中，人性中的弱點會使這個社會變得不完美，甚至有些醜陋，才去世不久的柏楊先生不就寫了一本暢銷書《醜陋的中國人》嗎？但是，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就是我們這些“醜陋的中國人”凝聚起一股堅不可摧的力量。我告訴那位外國記者，中國人經歷了太多的苦難，但是，我們從不向苦難低頭！看到了吧，到處獻血的場面，到處捐款的場面。
記者還是追著問題不放，他又說，農民工也很感謝政府為災區所做的一切，但是他們就是不放心，怕災害過去就沒有人再管他們，怕一筆筆捐款不知會用在何處？我回應道:第一不用說感謝的話，因為這是政府應盡的責任；第二，我們每一個公民也有每個公民的責任，我們不需要抱怨，我們需要的是參與和行動。就如“農家女”一樣，沒有人下命令，但“農家女”的先遣隊員在地震第四天就到了“前線”，為災區人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兒，幫助政府做點顧及不到的事兒，這就是我們農家女人共同的心願和責任。
一個人可見證的歷史是有限的，從唐山到汶川，我們這代人見證了這32年。誰說中國沒有改變？誰說中國人沒有改變？當舉國上下低頭向遇難同胞哀悼的那一刻，我們是不是真切感受到了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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