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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紀人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女作家出現的頻率肯定超過了古代，但終究還是屈指可數的。即使在提倡婦女解放的十七年中，文壇也未打破陽盛陰衰的局面。然而自新時期以來，女作家卻層出不窮，代有翹楚。這在上海，顯得尤其突出。
上海女作家的創作衝動和多產，常常令許多男作家望塵莫及，大有陰盛陽衰之勢。近三十年過去了，這種趨勢有增無減。在新一代寫作者中，女性的比例甚至超過了男性。這既反映了女作家遍地開花的全國性態勢，也體現了上海地域特有的風貌。在全國範圍內，上海文學作為一個整體雖然早已喪失了半壁江山的優勢，但上海的女作家群體在中國文壇上卻獨樹一幟，以人多勢眾，代有人出，構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這應該說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上海婦女的解放程度。
早期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曾經指出:“某一歷史時期的發展總是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在今天的上海，婦女的解放雖然還沒有達到理想的尺度，但已經在就業、家庭生活、社會活動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在文化事業方面，她們已經成為重要的生產力，其地位和貢獻不亞於男性。十九世紀的英國女作家伍爾芙曾經鼓勵女人應該有勇氣有理智地去爭取獨立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地位，她認為經濟獨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賴任何人；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靜而客觀地思考，然後用小說的形式寫下自己這一性別所見到的“像蜘蛛網一樣輕的附著在人生上的生活”。顯然，伍爾芙的理想已經在上海女作家群體中得到了實現。英國女權主義理論家朱麗葉·米切爾曾將女性受壓迫的機制概括為生產、生育、性和兒童社會化四類，而今天中國的知識婦女在計劃生育一個孩子後，她們基本上就擺脫了那種千百年來的壓迫機制，如果想得開的，她們甚至可以選擇不育。對於女作家來說，寫小說、詩歌或散文，就像生育一樣，或者說，她們找到了生育的替代物，而不為繁殖家庭人口所累。她們因此既享受母愛的快樂，也獲得了經濟獨立和社會地位。從本質上說，女性並不像男性那樣嚮往政治上的權勢，女作家同樣如此。寫作儘管如生兒育女那樣辛苦，卻為她們取得了在自己的房間裏馳騁想像的自由空間。
目前上海女作家的中堅力量仍然是當年的知青作家，她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始於兒童文學的寫作，而曾經親歷且對她們的人生產生重要影響的上山下鄉生活，成為她們真正走上文壇的重要的文學資源。當這一資源被一再使用後，現實或歷史題材漸漸地凸現出來。這固然是許多知青作家寫作的一般規律，但女作家更傾向於以女性以及她們的身體和情感經歷為主要的寫作內容。在上海女作家群體中，幾乎沒有被冠以女性主義頭銜的作家，更多的人也許採用中性的立場來寫作，但從她們熱衷於永恒的女性神話，對不同時代的各種婦女的文學處理，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女性文學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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