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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寶
1982年秋我考入復旦中文系，正碰上系主任章培恒先生為諸生講上古至六朝文學。目前這本《中國文學史新著》“上卷”，我是聽章先生用紹興普通話親口講解過一遍的。二十五年後再“聽”，覺得比當初課堂講授豐富多了，但框架無改，聲調猶存。可惜章先生古稀剛過，即染沉疴，入秋之後，纏綿病榻，竟逾三月，雖堅持出席全國三十多位專家特別為《新著》舉行的研討會，卻坐不終席，再三抱歉而告退，我作為老學生，不禁感慨係之。
我本科畢業後也偷讀了章先生不少書，包括《洪昇年譜》——跟後來的《獻疑集》、《災棗集》一樣，都是亂翻一氣便放下了。程度太低，看不懂。略微看懂一點的，是他對“三言”、“兩拍”以及《封神演義》諸小說的考證與評介。近年來他在“中國文學古今演變”大思路中探索明清兩代文學走向現代化的新因素，一系列論文倒仔細拜讀過，因此《新著》“中卷”和“下卷”，也算零星有些接觸。
憑這點因緣，評說整本《新著》，自然很不夠格。不過當初被《洪昇年譜》嚇著，沒敢去讀古典文學的碩士博士，現在僅以“檻外人”身份說點讀後感，諒章先生不會見怪罷。
國人大規模撰寫中國文學通史，“五四”前就已開始，但真具現代意識的還要到“五四”以後乃至三四十年代。實際發生影響的，恐怕又並非那些教授之書，而是新文學領軍人物胡適、魯迅、周作人的著作。胡適只寫了《白話文學史》(上卷)，魯迅只有《中國小說史略》和上古至西漢中葉的《漢文學史綱要》，周作人只做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演講，但他們比現在許多人稱道的“五四”前後林傳甲、黃人、謝無量諸人更具現代眼光，也比後出的鄭振鐸等更富創見——自然偏頗也在所難免。五十年代之後劉大傑、遊國恩、余冠英諸前輩獨力著作或集體合作的文學史(劉書寫于抗戰時期，上下兩卷分別出版于1941年和1949年，五十年代後才廣為人知)，規模更見拓展，體制更趨完備，社會歷史分析方法的運用猶為自覺，但整體的創見，似乎並未超出胡適與“二周”。
章先生《新著》汲取大量文學史研究成果，以馬克思的人學思想和現代形式論美學做經緯，但論其對中國文學本身的認識，以我的淺見，恐怕與“五四”因緣更深。具體來說，就是頗採“周氏兄弟”成說，對胡適則時有反動。學術統繫上，《新著》是對“五四”至三四十年代新文學內部一係文學史觀念與方法的再發揮。
比如章先生認為，“上古文學的特色對後世文學有極其深遠的影響，這種特色是在民族文化的厚實土壤上形成的。”他開講整部中國文學史之前，先講中國民族文化上的三大特色，而他對這三大特色的闡述，就都與“二周”有關。
第一，崇尚群體而壓抑個體。魯迅在《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以及二十年代《熱風》裏反覆闡明，中國自古有“以眾虐獨”、“眾數壓倒個人”、“只有合群的自大沒有個人的自大”的傳統，因此“偉美之聲，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於今日。大都詩人自倡，生民不耽。試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詩宗詞客，能宣彼妙音，傳其靈覺，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幾何人？上下求索，幾無有矣。”這個傳統當然不利於章先生所主張的最終指向人性解放的文學，所以他大膽認為，中國文學在自發階段就已經出現“異化的濫觴”。而且，“不但《莊子》和《戰國策》不是文學作品，就連《詩經》和《楚辭》也不是文學發展的自覺時代的產物”。這是歷來(包括現在)許多文學史家不敢說、不願說的。大膽反思傳統，不一味歌功頌德，這種論史的膽識，推其源頭，實為魯迅。
第二，重具體感受(主觀和直觀)而輕玄思。這也和魯迅有關。《摩羅詩力說》闡明“詩”(廣義的文學)的特點在於“實利離盡，究理弗存”。“究理弗存”，即不尚玄思，貴在“直語其事實法則”，即直觀人生與自然。竹內好說“魯迅一生與抽象思維無緣”，胡風說“概念的字句在魯迅作品中消失得無影無蹤”，都是這意思。魯迅自己也意識到學術和文學的分途，認為“誠理”是“不能假諸學子之口”的，只能宣諸詩人心聲。這和蕭繹《金樓子·立言》區分“儒”、“文”並進一步區分“學”、“文”，道理相通(《漢文學史綱要》已經注意到蕭繹文論思想的重要性)。章先生抓住這點多所發揮，在魯迅的文學觀與傳統文論之間建立了一條顯豁的聯繫。
第三，重文字而輕口語，認為中國文學很早就意識到文字的重要，很早就看出“言文”必須分離，方始有文學。這正是魯迅的觀點，《漢文學史綱要》一上來就討論“自文字至文章”，明確指出“初試之文，殆本與語言稍異，當有藻韻，以便傳誦……”，魯迅並不籠統地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漢字決定中國文學的基本形態與後來的發展，章太炎“文學復古論”早就說得分明，這個觀念“五四”之初雖大受胡適衝擊，但很快即由“周氏兄弟”加以彌補。周作人從二十年代中期給劉半農《揚鞭集》作序到四十年代重新清理中國文學傳統，其間注重漢字所造成的中國文學獨特的修辭手段，呼籲重新研究八股和駢文，可謂再三致意而始終不改。1932年在輔仁大學作《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講演，論到“研究文學的預備知識”，周作人毫不猶豫將“文字學”列在第一位:“這是不消說的，研究文學的人，當然先須懂得文字。”在章太炎和“周氏兄弟”啟發下，對中國文學和漢字的關係，後來郭紹虞、朱光潛等人更加以邃密的研究，馮至、聞一多、陳夢家、李長之以至汪曾祺諸人熱烈響和，現代文學終於沒有完全變成“寫話”，當今文學也沒有整個墮落到質木無文，我覺得確乎要拜這一係文字/文學的思想所賜。
這是“第一編·上古文學·概論”中章先生對中國文學之文化土壤的基本判斷與“二周”的因緣。進入文學史正文敘述之後，“二周”的影子也歷歷可見。
比如，以魏晉為中國文學從自發走向自覺的第一座高峰，這個觀點，雖然劉師培倡之在前，但章先生認為還是經過魯迅大力推闡，才被世所公認。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二講“中國文學的變遷”，也很清晰地發揮了這個說法。
至於主要著眼于晚明到清代的文學革新運動與“五四”新文學的內在關聯的“古今演變”理論，和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關係就更加明顯。
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中國文學內部不斷進化的因素累積到一定程度自然發生的，外來影響不過加速了這一演化而已。胡適談白話文學形式的演進是這麼談的，但他也只是就白話文的形式而論及中國文學進化的自主性，章先生則將這種自主性的看法深化到文學的內容即中國人性的發展，對胡適之來說，可謂買其櫝而還其珠。從內容上談論中國文學進化的自主性，是周作人研究明清至“五四”文學的靈魂，但周作人只提了個頭，章先生和他的學術團隊實做了，並且做得很細。
我沒有細按《新著》小說部分和魯迅《中國小說小說史》的關係，但見章先生凡論及重要小說，個別史實考據雖然未必盡依魯迅成說，但內容分析和藝術評價部分，正文和註釋幾乎都會提到《中國小說史略》。
六朝的“美文學”，章先生是情有獨鍾的。我讀書時對此也印象最深。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是那麼繪聲繪色為諸生解釋梁簡文帝蕭綱《咏內人晝眠》的“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兩句詩，盛讚其描寫細膩，觀察真切，雖然香艷得很，但章先生端然授之，諸生也儼然聽之。說到左思或鮑照一首描寫寒風從門縫吹入的詩，他還特地穿得很少，把第二教學樓二樓本來就關不太嚴的大門虛掩著，叫我們和他一道感受從齊梁時代吹來的襲襲冷風。
其實，這裡面就包含著和“周氏兄弟”有關而足以支撐《新著》框架結構的兩個基本的文學元素，也是《新著》關注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兩條基本線索。
首先是注重個人情感，尤其是個人的激烈的情感，而排斥超越個人的抽象真理。章先生論文，極其推重劉勰，但批評劉勰“原道”、“徵聖”、“崇經”的儒家保守思想，兼及後世一切載道觀念，而肯定“言志”、“緣情”與“性靈”諸說。他反覆讚揚蕭綱的“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也再三徵引蕭繹的“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情靈搖蕩”(這都是我們讀書時最為熟悉，茶余飯後，採作談資的)。當然我們也很熟悉章先生大肆闡發的伍子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主父偃“生當五鼎食，死當五鼎烹”，以及李陵的忍辱大漠，蘇武的絕情漢室，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乃至杜甫所擬想的王昭君的“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章先生肯定這些不平之鳴，過激之論，絕非“觀奇而躍心”，乃是用他那一代人數十年心靈創傷做底子。後生不明此理，津津樂道，“童蒙者拾其香草”罷了。
其次是特重文采。章先生欣賞蕭統把“讚論序述”列入“文”的範疇，認為昭明太子所謂“讚論之綜輯辭採，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乎沉思，義歸於翰藻”，實顯示了文學的基本屬性。因此《新著》大書特書《文選》在中國文學發展上的地位，認為它不僅保存流佈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也“明確了文學的範疇，提供了文學的範本。這對於推動文學沿著自身的軌道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他同樣重視蕭繹的“綺觳紛披”說，認為比《文心雕龍》進了一大步。
總之，抒寫情靈，直吐心聲，與錯比文華，綺觳紛披，可說是章先生對中國文學從上古到近世兩條演進線索的高度提煉，而這都可以看出“二周”的影響。
也許正因為推崇六朝文學，又于魯迅的反抗的文學和周作人的美文學特多會心，所以章先生在論述中國文學時，就必然要採取一個很嚴格的文學觀念與判斷標準，運用起來，有時要近於苛刻的，尤其是把章太炎所肯定的幾乎等同於“文辭”的更大的中國文學概念嚴重壓縮了(其實在這方面周氏兄弟也並不絕對，周作人自己所寫的就並不都是“美文”，魯迅的雜文更包羅萬象)。
以上是文學的標準和具體作家的評價受“二周”影響的幾個例子。在文學史編撰的體例上也還可以講一講章先生和“二周”的關係。
讀章先生書，別人驚其發掘多名過去被埋沒的小作家(如清初重要作家廖燕)，使文學史變得更豐富更沉重，那當然有道理。認得一字等於發現一顆恒星，新得一古人于地下，起死回生之功又豈是識得一字可比。但我是學現當代文學的，倒不覺得怎樣稀奇，因為拼命發掘小作家，正是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現當代(尤其現代)文學研究無可奈何的常態。使我羨慕而佩服的，倒是章先生及其門人弟子論古代作家，可以不問其人(或其後人)的資歷、名望、地位以及與論者的交情，儘量根據其行狀的真實來“知人論世”。對比之下，現當代文學史一則無力觸及現當代社會政治習俗的實際面貌，二則不敢觸及現當代作家的真實行狀，單單以美學方法分析作品，代替以歷史方法來觀照全人，就簡直要愧殺了。
《新著》作者團隊都經歷過八十年代文壇“撥亂反正”的洗禮，“回到文學本身”的衝動肯定也很強烈，大段的作品分析乃至鑒賞也不少見，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們所秉持的將文學史置於社會文化習俗史的基本修史原則，只不過竭力擺脫過去簡單機械的社會歷史分析而多采信史，進行陳寅恪所謂的“詩史互證”罷了。
抒寫情靈，直吐心聲，與錯比文華，綺觳紛披，可說是章先生對中國文學從上古到近世兩條演進線索的高度提煉，而這都可以看出“二周”的影響。
2007年9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章培恒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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