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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書華
《百家講壇》通過大眾媒體，將學術文化公眾化，在經濟至上的時代，在社會上掀起了陣陣文化熱潮，這對於經濟時代的文化思想建設來說，無論如何也是一次功不可沒足以令人三思而又三思的有益嘗試。
但正因為如此，三思之後，我想從發展的角度，對《百家講壇》提出三點批評:
第一，我佩服，王立群確實講得精彩，我承認，儘管易中天所講有表演色彩，于丹所講有常識錯誤，但他們確實講得是十二分地成功。他們所講，不是在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而是對公眾的學術文化傳播，從一時間眾說紛紜《百家講壇》的盛況來說，他們也確實贏得了公眾。這不禁讓我想到了1980年代中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熱，據說，當時上海妓女的手提袋裏有三件必備之物，一是口紅，一是避孕套，一是《文化苦旅》，可見其時文化之於時尚的程度。只是那時的《文化苦旅》，是通過文字散文這一比較日常生活化的文學文體流行於世，而今天，《百家講壇》卻是通過電視這一大眾媒體而盛行於世的。通過《文化苦旅》在其時的流行，讓我們看到了那一個時代社會潛藏著的對文化的巨大渴求，通過《百家講壇》在今天的盛行，也讓我們看到了當今時代社會潛藏著的對文化的巨大渴求。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反而有著一種深深地憂慮:一個民族的文化名著之所以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名著，總是因為在其中深隱著這個民族的文化心理口令，我們之所以對孔子所言，對漢武帝、曹操的權謀，對衛青的謹慎，對陸遜的不幸，深有同感，我們之所以對王立群、易中天、于丹們的所講，深表歡迎，那正是因為，這些權謀、謹慎、不幸，正是以各種同構的形式、形態出現在我們的身邊或者是深藏在我們的心裏呵，那正是因為，類似這樣的講解，代代沉積，早已融化到我們的血液之中，沉潛為我們的一種集體無意識了，所以，我們才這樣樂於聽到這些併為此而津津樂道。但是，這樣的人與人之間算計的智慧，或者因此而來的防備算計的智慧，我們是不是過於發達了？我們是不是過於沉溺于津津樂道于這種智慧之中而不能自拔了？關於這樣智慧的故事，我們從小到大，是不是聽得太多太多了？如果還讓我們在津津樂道中，不知不覺地聽下去，對我們民族心智的成長，對我們成為一個現代的獨立的個體的人，到底有什麼好處？要而言之，《百家講壇》在用甜得可口的毒藥，滿足著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精神之饑渴。
第二，《百家講壇》正在成為《一家講壇》，成為講授中國帝王生存之術、權臣生存之術、草民生存之術但就是不講什麼是“人”的一家講壇，但值此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中國社會，值此從草民向公民轉型的中國社會，值此面對新的社會形態，不知何去何從失去價值指向的中國大眾，《百家講壇》既然名曰“百家”，那麼，在“百家”之中，是不是也可以有其他幾“家”的聲音呢？面對金錢迷心之惑，是不是也可以講講巴爾扎克呢？面對女性生命之問，是不是也可以講講包法利夫人講講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呢？或者面對大眾今天的價值迷茫，是不是也可以講講在“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之後，現代中國人的漂流之旅呢？講講魯迅不停地出走的漂泊人生，講講鬱達夫們無路可走之後在海邊祈告，講講朱自清們在夜晚溫馨妻兒家中仍然不得歸宿而離家的尋覓，講講徐志摩們“甘心作一條水草”而不可得的最終的死路一條。我相信，這些鮮活的生命形態、人生形態，雖然不能讓大眾在思維慣性中給以無條件地認同，但卻也因為其時代的鮮活，因為對其的見仁見智，反而更能給大眾以心智、情感的激活，甚至因此更能引起大眾的歡迎。我甚至以為，即使是對希臘眾神生態的介紹，即使是對卡夫卡小公務員人生的品評，也同樣能得到中國大眾的歡迎。我也相信，能夠把上述這些講得其效果並不亞於王立群、易中天、于丹的講授者，在中國，不說是比比皆是吧，但也應該是不乏其人的。關鍵不是能不能做到，而是要不要給中國大眾以新的精神食糧。退一萬步說，偏食不利於小孩子的健康成長，這個道理人人都懂，那麼，成人在精神上偏食，為什麼大家就視而不見了呢？
第三，如上所述，我相信，能夠講好西方文化、中國現代文化的人，大有人在，想通過了解西方文化、中國現代文化而加深對自身了解的觀眾也大有人在，但在這其中，必須有媒體給以溝通，如果媒體在此出現“梗阻”，那麼，想發出的聲音就發不出來，想聽到的聲音就聽不到。或者說，媒體可以強化許多資訊、聲音，可以弱化甚至泯滅許多資訊、聲音，在媒體的作用下，當大眾長期接受一種資訊時，其內心就會因此而形成一種心理結構而對其他資訊不再接受，當大眾長期接受一種聲音時，其“耳朵”也就會將其他的聲音視為“噪音”。我不大懂得“媒體霸權”之類的理論，但我總覺得，在資訊時代，往小裏說，媒體是有溝通各種資訊之職責吧？往大里說，媒體是有引導大眾之責任吧？那麼，《百家講壇》作為大眾日益信賴的“名欄”，在“講”什麼給大眾時，在讓大眾接受什麼樣的資訊，聽到什麼樣的“聲音”時，是不是也應該以高度負責的精神，給以認真地考慮與精心地設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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