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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虹
作家蘇童寫過一篇隨筆《電視時代》，“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空閒時間是與電視為伴……看電視的人們對電視缺乏虔敬之情，他們的身體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他們的嘴裏嗑著瓜子含著蜜餞呷著綠茶，但他們的眼睛和耳朵卻關注著電視機的螢幕和聲音”，他們來回地轉換頻道，最終找到一個比較喜歡的節目，於是一個空閒的夜晚就被電視安排妥當了。
這是一篇上世紀90年代的隨筆，現在，隨筆中的情景雖仍一再展現于我們身邊，但畢竟，人們的文化消費生活中又被充塞進更多新的形式。不僅網際網路絡躍躍欲試與電視爭寵，而且，從手機報紙、手機電臺到手機電視等等，五花八門的移動多媒體勃然興起，它們越來越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現代媒體幾乎就是一個伶牙俐齒吃苦耐勞魅力四射所向披靡的傳教士，整個世界都成了他的教堂。
現代媒體的優勢所在，在於其所表露出的“閱眾參與”、“去中心化”和“平等對話”特徵，極大降低了平民參與社會傳播的“門檻”，他們可以DIY式的全方位參與表達。再者，與傳統媒體特別是紙質媒體相比，現代媒體對於社會風尚的敏銳把握，以及對於電腦技術出神入化的運用，致使所產生的超級文本、立體文本、多媒體文本煥發出普通人難以抗拒的魅力。也於是，在很多人那裏，讀文體驗讓位於讀圖體驗；或者說，讀圖體驗佔據了主導位置，它影響和引領著讀文體驗。
媒體其實就是一個舞臺，舞文弄墨者、嘴上功夫了得者(當然，還得有真才實學)依然是最有資格上臺表演的演員。面對現代媒體搭就的舞臺，有的人欣然上臺唱念作打，有的人面露不屑退避三舍，那是各自的權利與自由。然而，正像演員無一例外地要接受觀眾的評判，既然有人願意在現代媒體上展露影姿、表達觀點，他們就得面對社會公眾的種種稱讚與非議。
以劉心武揭密《紅樓夢》為例。當年劉心武登上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對《紅樓夢》劍走偏鋒的一番解說，加之網際網路絡(也包括傳統媒體)的積極跟進，既讓百無聊賴的大眾耳目為之一新，引發一股“草根紅學”熱潮，卻也為他招致滾滾罵名。看過了針對劉心武的種種評論，也看過了有關他為人處事的一些記述，我不贊成有些人以莫名激烈的言辭將劉心武在現代媒體的亮相與“錢”斷然劃上等號，畢竟，他在《百家講壇》中向觀眾講授的是他潛心研究十幾年才自創的“秦學”，他對名著《紅樓夢》有自己的見解。
劉心武揭密《紅樓夢》的積極意義在於，他為人們展示了文化閱讀的多種可能性，為現代媒體並不顯得豐盛的文化籃子裏投進了一塊有趣的、值得咀嚼的物什。他的講授，如果能引得更多的人遠離庸俗乃至墮落的消閒娛樂方式，學會積極地鍛鍊自己的思維、多角度看待問題，未嘗不是一件拋磚引玉的好事。當然，正是由於現代媒體全方位的深入展現，劉心武得以將自己的觀點無所保留地傳達了出來，正是由於現代媒體表達的自由和受眾的寬泛，從而引起了在傳統媒體時代不可能出現的如此轟動效果。
借助於現代媒體所提供的舞臺，劉心武的表演儘管不乏積極意義，但縱觀一些專家學者就此而做出的評論，也不無道理。比如，有的紅學家指出，劉心武的整個理論是建立在秦可卿“原型”假說的基礎之上的，先不論由一個假說推理出其他假說是否合乎學術規範，就連劉心武本人都無法證明這個理論賴以成立的關鍵——康熙朝廢太子胤礽之女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所以事實上，劉心武的紅學理論是一個不完善的假說，是經不起嚴密的學術論證的“半成品”。由此也提示公眾:在現代媒體所主導的種種資訊似是而非的情況下，對於一種觀點、一種現象，人們不應盲目地照單全收，需要加以思考、甄別，即便思考之後仍不得要領，那也可依託現代媒體所提供的海量資訊，從中對照學習，這樣，自然會呈現出“無影燈效應”，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人們還可以憑藉著現代媒體尤其像網路、手機所具有的互動特性，在與他人的資訊交流中提高認識。
現代媒體時代，我們坐享文化成果擁有了更多便利，可我們不該如觀看電視節目一樣只是一味慵懶地躺著，只是依靠眼睛與耳朵，惟獨令腦子缺位；也不該一如上網聊天、玩電腦遊戲、收發短信那樣地狂熱、隨意，而使理性與必要的敬畏不再。現代媒體所營造的“氣場”裏，我們感受著別人的表演，別人也在看著我們表演，大家都該做出個好樣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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