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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海
前不久德國漢學家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指責，引起國內文學文化界的震動和論辯，同時也促使我們向問題的更深層處思考和求索。數十年來，有關人士都在驚呼，文學已走在時代行進的邊緣，顯得冷落和黯然。但不管是純文學雜誌的雙月刊、單月刊和半月刊，或者由它們派生出來的增刊，每一期都會有數量依然可觀的作品面世。以《小說月報》的《全國報刊小說概覽》為例，每兩個月，至少有近80種文學期刊的約300部短篇和中長篇，約600多萬字的小說，以洋洋大觀之狀呈送到讀者面前。文學依舊以頑強而繁榮的姿態行進在強調經濟發展的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
但在這表面繁榮與頑強的內部，我們確實也感到了當代中國文學創作的缺憾:陳舊、平庸和不斷地重復自己。筆者是數十年如一日鍾愛文學的人，至今仍自費訂閱《人民文學》等近二十種純文學雜誌，並隨時在書報亭選擇購買《小說選刊》等雜誌。但在有限的閱讀中，經常會碰到平淡無味或根本讀不下去的作品，有的甚至還是頭條稿。如有的作品講百姓日常生活的小日子，進入的敘述瑣碎冗長，出來的結果也自然平庸。寫農村的護秋，雖然出於名家之手，但通讀之後，便感覺作者的生活積累已沒什麼可寫了，便揀個陳舊的題材加點色的刺激，來糊糊讀者閱讀的饑渴之口。描繪士兵的生活與內心，仍舊停留在表層與舊模式的流轉之中，現代軍人，特別是知識型軍人對當兵及其士兵生活的當下思考動識，未見有新穎的描述。同樣，對一些白領或中層階級的描寫，往往也只局限于淺表生活的休閒或憂患之中，那種典型性與個性及多面性，以及他們在時代(世界)的，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環境)關係中如何思想與生活的內心深處多層面的藝術形象，極為少見。更多的是混雜的形象:于網路于臆想之間的任意編造加略綴新鮮詞語的小說居多，借助克裏斯蒂的驚險加懸念，或滲入一點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喬伊斯的意識流，博爾赫斯的幻想的小說居多。即使一些名家的長篇，也經常聽得偶爾涉及文學讀本的人嘀咕:怪不得文學(小說)讀的人越來越少，你們宣傳的那麼有名的作家，手法竟如此陳舊，讓人實在讀不下去。
說俗套，除了敘述語言與故事結構外，最明顯的在於結局。當然這些小說有的顯示出良好的寫作功力，但這正如我在批評當下美術界的中國畫畫家一樣，你的畫技再好，哪怕再添上現代有科技含量的技法，也只是個畫匠，真正的畫師只有在你有創造含金量的境界中才能見出。同樣，好的小說也只能是作家創造出真具審美境界之下才會誕生。否則，寫得最多，也越危險，因為你很有可能從一個作家的立場滑向一個寫手的角色。
小說的創作，並非單純的故事結構與情節轉換及其細節上的深鑿細雕。就審美而論，它是在創作中如何使被描述中的生活原樣的東西，在穿破表層向深層掘進中出其不意地變化。作家要敘說的，是上帝還沒說完的話。譬如近年各個文學期刊出現的講述農民進城打工的小說，如何地艱辛，如何地受到挫折，在作品中有淋漓盡致的描寫，有的作品也伸張了些社會的正義。然而，大多數的作品，僅是停留在描述或故事的敘述之中，而未能有審美深層次的藝術表達。譬若故事發生地點，城市的問題，如原本只有七百平方公里，五六十萬人口的小縣城，因為經濟的發達，一下湧來了二十萬甚至相對於原人口一倍的打工者，他們固然成為了“新XX人”，成為光榮的該發展著的城市的建設者。然而資源，這有限的區域有限的資源你想過沒有，若干年後，當不斷繁殖的人口再增至一倍甚至更多，當有限的資源無法再生，且生存的環境又因負重過多的人口出現嚴重的污染和早衰時，若原本有十棵樹圍著一個人，到後來只有十個人面對一棵樹的時候，我們在當下應該敘說的又是什麼？這是一根肉骨頭被眾多螞蟻啃咬後的情景，作家們在描述城市的故事時，有沒有作深層地全方位的掃描？而與此對應的，是跑光了青壯年的村莊，在現代化進程中依然落後，落後之中的荒蕪與貧瘠在進一步加深，面對與前者繁榮相背的事實，或稱之現實生存與發展的問題，作家的思想對此類似的社會現象，也表現出了極度的貧乏。我們刻劃一個打工者進城後的巨大變化，並不在於他奇特的遭遇和變異的行為，而是要看到一個作家對他描述主體的內心剖析，以及他身份變異過程中出現的對社會對世界影響和質疑的藝術具體化，對於多少打工的後來者及其我們將與他們共處的環境中，小說能為我們闡釋當下的視閾之外，更要提供一個瞻望未來的視角。
作品平庸與陳舊的背後，顯示出創作者缺乏精神信仰，創作的思路跟著市場和利益在走。前輩作家們以十年磨一劍的創作心態殫精竭慮創作狀態已顯遙遠，今天求數量和曝光率成眾流之勢。當作家用功利寫作來應付讀者的審美期待，用快捷浮泛的寫作替代藝術創造，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會重新冒出:你為什麼寫小說？我為什麼讀小說？作家與讀者，彼此的文化追求和精神介入的價值該怎樣衡定？小說藝術的審美，該誰來判斷？
看似繁榮又新作不斷的文學創作，由於作家自身知識結構的單薄，不少作品的故事結構、情節轉換、人物刻劃、細節描摹，乃至語言的運用，不斷在重復自己的真是眼不鮮見，並呈現出當代文學集體的病相。病相的根源，在於作家游離于當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代背景之外，缺乏與歷史對話的宏大敘事能力，更沒有意識到要把創作自覺地納入全球化的當下語境之中，使它成為世界文學發展著的有力的一部分。
文學創作就生活而引發，這是一個永遠有待完成、有待不斷解構和建構的過程，它是生活的實踐，創作的實踐(當然創作也是大生活之一種)，但更是精神對生活的挑戰及其超越。當我們拿起筆來面對生活時，生活就重新成為我們的思考對象，它也應該就成了虛構的生活。是的，我們曾經生活過，前輩們也為我們留下了數量眾多的生活的歷史印痕。但當我們創作時，就不是簡單地抄襲生活或復述生活。我們的肉身陷入生活中曾經迷茫過，但我們當下的創作思想卻應該把生活重新打碎，在她重新的生成、流變、活力和詭秘中，進行永不停息的思考和批判，只有在不斷地思考與批判中，生活在你的筆下才不會重復。這就像卡爾·馬克思以商品為出發點，考證資本與人及其社會的關係，導出了剩餘價值的發現，而馬克斯·韋伯同樣對資本主義分析，推出了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的關係一樣，我們的社會今天正處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下，有不斷出新的生活，作家們應該把創作眼光宏觀地放達於此，那些筆下人物的積極進取與內在分裂，那些心靈的大開大闔與細微輕飏，只有放置於“特色”之下去多方位、多視角地描寫，才不會讓作品和自己重復，也才會產生蘊含新的發現新的思想和新的語言的作品。時代的特徵，才是生活的特色。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三點指責:“1、以功利和遊戲之心對待文學；2、不重視寫作語言；3、缺少關注現實的勇氣，不能成為民眾的代言。”我想確是值得每個尊重藝術與現實的作家和批評家認真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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