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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行良
上海即將舉行第十屆丁玲學術討論會，拜讀文學報老同仁老朋友曾文淵為本屆年會撰寫的《丁玲與文學報》文稿，令我驟然想起丁玲為文學報“救場”前前後後的往事。
丁玲“救場”的緣由是，1983年春，文學報創刊進入第三個年頭，當時的發行數為13.3萬，但大家心猶不甘，很想使發行量更上一層樓。報社領導說本報發行對象主要是文藝界與及其周邊的廣大文學青年和文學愛好者，大家要根據這兩類讀者的新情況新需求，開動腦筋，想方設法，改進版面，要推出具有衝擊力的新欄目，讓發行量再上新檔次。在這個氛圍下，我所主持的理論版決定推出新欄目《文學大課堂》。主要是組請全國文學界頂尖級的著名作家，如北京的王蒙、劉紹棠，天津的馮驥才、蔣子龍，江蘇的陸文夫，廣東的陳國凱，山西的焦祖堯等，按計劃把他們請來報社，為上海廣大文學青年與業餘作者作專題創作講座，包括介紹他們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的創作經驗。每兩周舉辦一次。然後再把他們的講演文稿在版面上的《文學大課堂》欄目下全文發表。這樣把組織文學活動與版面革新並舉，一舉兩得。這個設想計劃先在頭版新聞上披露，製造輿論。果然，所獲反響比意料中的還要強烈。集中表現為報紙預訂數猛增5.2萬，總數達18.5萬，(之後又直線上升到近23萬份)。這樣的反響也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巨大壓力，怎樣把這項工作切實做好，決不能辜負廣大讀者的熱切期待。首先是把開講儀式的主講人選好，爭取把第一炮打響。當時經過聯繫，認定人選是蔣子龍。蔣子龍從發表《喬廠長上任記》後，一舉成名，在全國中短篇小說評獎中連年獲獎，特別是在1983年的全國評獎中奪得中短篇小說雙獎，文壇影響更是紅得發紫。確定他為主講人當然是最理想的選擇。當即正式發佈消息，再造輿論。僅僅過了兩天，突發事件降臨，蔣子龍在我們的視野中突然“消失”。在電話聯繫中，他夫人說，昨天去了北京。詢問中國作協創聯部回答說，蔣子龍來過，說又去了山西。山西作協主席馬烽在電話中回答，蔣子龍來太原我怎麼會不知道呢。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弄得我們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走投無路，報社同仁也為此忐忑不安。
此時此刻，新聞部負責人韓冰笑嘻嘻的來到我的面前說:老陸，不要急，我去請丁玲來“救場”，怎樣？我生氣地回答，我正急得要命，你還來開什麼玩笑，丁玲、丁玲、丁玲在哪？他正經回答，不開玩笑，我和丁玲在東北打過交道，現在丁玲正在南通，我去請她，馬到成功。我頓時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把抓住他去見報社領導詩人雁翼(老雁當時由陳沂同志把他從四川請來協助峻青同志主持報社日常工作)。老雁也高興得大笑起來，能把丁玲請來當然是最好沒有的了。他又冷靜地說，這不是小事，要向峻青彙報，峻青與丁玲的友誼非同一般，現在最好由峻青代表報社寫封邀請信，豈不更加萬無一失。
隔日，事情進展不出所料，韓冰從南通來電，報告丁玲已見到，同意來上海，明天上午出發。聽罷這個消息，我當即要求韓冰時刻跟蹤丁玲，明天一定把她帶回上海，我在衡山賓館恭候。
那天上午11時光景，我在衡山賓館迎候到的，不只是那位德高望重、白髮蒼蒼的老作家丁玲，還有她的丈夫陳明同志，更感意外的，還有文壇宿將樓適夷，古典文學研究不老松、屈原楚辭老專家文懷沙，一行四人。
第二天上午9時，文學報《文學大課堂》開講儀式在人民大舞臺舉行。那天前來聽講的人特別眾多，偌大的會場坐得滿滿噹噹。開講前，峻青把我拉到一邊，塞給我一個小包，說這是他家招待貴賓用的高級綠茶，要我用這茶葉泡水供丁玲喝。我說陳明已經交代，丁玲只喝白開水。峻青又改口，要我用兩隻杯子，一隻泡茶，一隻白開水，供丁玲選用。我照此辦理。
當峻青引著丁玲登上講臺時，坐在我身旁的兩位在竊竊私語:報上通知說主講人是蔣子龍，該是一條北方大漢，眼前上臺的卻是一位身著紅毛線衣的白髮老太，她是誰？當峻青在開場白中提到丁玲大名時，全場響起長時間的雷鳴掌聲，有一大批聽眾爭先恐後擁向臺前，爭取最佳位置親眼目睹這位難得一見的大作家風采。場面有些失控。還是丁玲有經驗，她一再站起，走到臺前揚手致意，招呼大家回到座位，才得以平息。
丁玲面對話筒開講，全場頓時屏息無聲。她沒有講稿，連一張講授提要的紙也沒有。她面帶笑容，侃侃而談，談文學現狀，也談文學歷史。談創作，談她自己。有說有笑，饒有風趣。如同與文學青年促膝談心，一點兒也沒有大作家老作家的架子。談者隨意，聽者著迷。丁玲講了三個問題，一是支援舉辦文學講習班。講她早在延安時期，“文抗”在一個小山頭上辦過“星期文藝學園”，當時條件艱苦，也取得不錯成果。接著講她解放後在北京舉辦“文學講習所”。現在的條件更好，喜歡寫作的很多，用辦學習班提高水準是個好辦法。第二個問題結合她自己的創作實踐，講了“寫自己喜歡和不喜歡的”課題。對“不喜歡的”也要去寫，先得去熟悉它，寫它就是揭露和批判。這也是文學創作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第三個問題講“民族傳統不能丟”。她告誡大家:我們應當“了解外國人在搞些什麼東西，搞得好的，我們就學，搞得不好的，我們不要，千萬不要把外國人早已丟棄的東西當作寶貝撿回來”。丁玲一口氣講了這三個問題，二個小時多時間很快過去了。我注意到丁玲在講演中選用的那只白開水杯子，也只用了三四次。可見她當時的精力與心態都很好。
回賓館路上，丁玲交代，她今天講的，托文學報整理。如果發表，屆時寄她兩張報紙即行。我們當然遵囑照辦。成文後以《走正確的文學道路》為題，發表在當年7月7日出版的文學報上。之後又收入她的《文學天才意味著什麼》的書中。
二十多年前，文學報《文學大課堂》將開張，就經受這場風波，而平息這場風波的卻是丁玲。我作為這場風波的當事者，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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