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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明
文學批評之成為一項重要的文學事業，那是19世紀30年代的事，按照當代法國批評家阿爾伯特·蒂博代的看法，那是在1827年，在法國的大學裏出現了文學批評課程。文學批評家作為教授，這與大學設置了這一教職位有關。也就是說，大學教授文學，文學成為大學的科目，是得益於文學批評設立教席，是由文學批評帶動起來的。蒂博代認為文學批評的產生有三個條件:其一是誕生了教授行業和記者行業；其二是歷史感的加強，對總結的需要；其三是多元化的創作和欣賞趣味。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大學文學教育的勢力一直在發展，在西方，隨著全球化的加劇，文學教育成為民族國家文化建構和傳播最重要的手段。在英國牛津教授特裏·伊格爾頓看來，英語文學是戰時民族主義的產物，那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殖民主義推行帝國主義文化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看法遭到美國耶魯教授哈羅德·布魯姆的痛斥。後者頌揚一種純正的文學，這是西方文化的精髓，也是人類美好的語言和精神家園共有的財富。布魯姆在90年代力挽狂瀾，寫下《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強調文學的歷史由其自身的傳統構成，且文學性是衡量文學作品的根本依據。
不用說，布魯姆是持有傳統的精英主義的文學觀，他把文學批評活動視為一項建構文學經典的事業。現在，這種觀點無疑受到嚴峻挑戰，這種挑戰來自經典建構極度困難，它幾乎接近不可能。因為後殖民理論的介入，經典建構被視為一項文化霸權事業。在西方，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那些反映了白人中心主義的作品被確定為經典，而其他的作品則永遠進不了經典系統。70年代以來，西方的理論批評迎來了一個批評的黃金時代，一方面是以後結構主義理論為基礎的批評在大學人文學科的興盛，另一方面批評開始廣泛關注第三世界的文學作品。自70年代以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各種獎項的第三世界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多。但也有觀點認為，這些文學作品都是在西方經典文學影響下才獲得的成就，才被承認具有文學價值。很顯然，顛覆經典的新理論越來越把文學理論批評變成一項社會政治事業，演化為文化研究的超級學科，傳統的文學理論批評正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況。
不用說，大學文學教育的分化瓦解適應了當今時代媒體興盛的現實需要，文化研究把學問深奧的文學理論研究與面向大眾媒體的文化研究規劃為一項共同的事業，它們在新理論的運用上共用了一個話語平臺。當然，文學經典的建構變得極為渺茫。失去了經典為依託的文藝批評，終究發現自己在進行一場泡沫大戰，它屬於整個娛樂帝國主義的一部分。才逃離現代性的西方中心主義，又落入後現代的(同樣是)西方娛樂帝國主義的疆域。“娛樂至死”終於嘲弄了文化研究反抗帝國主義的宏大抱負。
確實，沒有一種在疆界之外的事物，總是有一種疆界存在，重要的是意識到這個疆界，在疆界的邊界思考，去做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批評在今天依然秉持著建構經典的信念，依然在不可能性中去闡釋經典，去發現經典，去建構不可能的經典。這是批評擺脫困境的一種嘗試和努力，這是批評在絕境中依然懷有做不可能之事的信念。
批評的存在，批評價值和意義有賴於它對經典的建構，如果經典的建構功能喪失，批評存在的力量和進一步的可能性就大受影響，如果批評依然有能力重建文學經典，維護文學價值，就是在文化傳媒肆意擴張的時期，也依然有自己的道路可走。
因此，在這一意義上，經典是不死的，不會因為解構而死去，經典的死，只是因為遺忘，只是因為不再存活于當代的話語場域。如此看來，一方面，我們看到，批判理論為基礎的新理論批評(包括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與文學的經典價值建構產生緊張關係，經典的確定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但另一方面，當代的經典也以另一種方式得以存在和再生產，同時新的經典的建構也依然有可能倖存下來，這就使得文學批評對經典的讀解變得彌足珍貴。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在這個最重要的基礎上，當代文學批評或許可以找到自己倖存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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