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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晶明
把“文藝評論”與“媒體文藝傳播”這兩件事放到一起，就好像把兩個見不得離不開的人擱到一間屋子，真說不清楚會出什麼事，或者說，一定會有多種不同的效果。文藝評論，它的背景是文藝理論，上家是作家藝術家，下家是關心文藝的社會群族，包括除了欣賞還想知道動態，除了消遣還想追究深度的藝術作品受眾，它的目的是不但要修正和拔高接受者的趣味，而且還要同文藝作品的創作者進行平起平坐的對話，甚至當他們的理論“導師”。媒體，特別是傳播文藝的媒體，究其根是和我們的文化傳統不相干的“舶來品”，它需要的不是鋒芒，而是一種號得準大眾文化脈搏的眼光，它更主要的是要以某種恰當的方式契合受眾的趣味和需求，以達到“傳播”的效果。
骨子裏，這二者是不同的“族類”。文藝評論的傳播半徑並不大，它的厲害處是連創作者都得敬畏三分，因為類似于“深度”、“個性”、“經典”之類的詞，只有評論家說出才有足夠的分量。媒體的文藝傳播則顯然不屬於此類，它試圖尋求的就是和大眾的結合點。從某種角度講，媒體以及它傳播文藝的方式，在文藝評論家那裏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有人歡呼，也有人視為洪水猛獸。它是擴大了文藝的功能、影響和生命力，還是將文藝的秩序、作用、純粹性加以改變？不同的文藝評論，有不同的看法和觀點。文藝評論有骨子裏的清高，也有與時俱進的自身要求和大局觀。媒體文藝傳播，最重要的也許不是文藝，而與其傳播緊密相關的“技術”。其包含著“技術含量”的傳播，使文藝本身變成了一件必須有所依附的事情。電影、電視、網際網路，這些工業化的傳播讓紙質媒體的權威受到嚴重威脅。特別是圖書和期刊，劇院和舞臺，這些傳統的文藝傳播載體變得情形尷尬，處境艱難。
不過，現實中的事實卻另有情形，文藝評論和媒體的結合越來越緊密，二者經常合謀、合作，共同促成對某一文藝現象的推波助瀾。“學術明星”在中國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就迎合了這樣一種組合的要求。其實在西方，學術與媒體的合作不乏成功案例，在中國，則的確需要一個接受的過程。歐美批評家似乎不大在意媒體對傳統文學和藝術的衝擊，羅蘭·巴特、蘇珊·桑塔格等人都對攝影、電影等藝術進行學理批評，大眾文化也早已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學術問題。在不少美國高校的文學系，莎士比亞經典戲劇的學習逐漸讓位於肥皂劇寫作的教授。在中國，固守藝術經典和傳播流行藝術看上去是兩重世界。這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有著很大關係。當然，傳統的文學經典正在被改編成其他藝術形式得到傳播。“紅色經典”、“戲說歷史”，直到當下進行的所謂“紅樓選秀”等等現象，不但是大眾娛樂的項目，也是文藝評論家們爭論的焦點。
總之，文藝評論和媒體文藝傳播引發出的問題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孰優孰劣不必爭論，二者應當合謀還是分離，或者在何種情形下形成合謀，在何種情形下保持分離，以共同促成文學藝術多樣豐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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