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譙志宏
和羅曼·羅蘭的名字比起來，同是法國作家的安德烈·紀德(1869－1951)，在我國一般的讀者中間，就不太為人所知了。前者的名小說《約翰·克裏斯朵夫》，即便在我國一般的讀者中間，也是耳熟能詳的世界名著了。而後者的代表作品《人間食糧》、《窄門》、《背德者》、《偽幣製造者》等卻很少能夠溢出文學圈，儘管後者還是1947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羅曼·羅蘭和紀德同是兩個很優秀的法國作家，可是要論到作家的道德良知和勇氣，羅曼·羅蘭就不如紀德了。
紀德本來是蘇聯事業的同情者，在1930年代西歐國家普遍開始法西斯化的時候，紀德和當時的一些進步知識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東邊的蘇聯，對蘇聯的事業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認為後者代表了人類的未來和希望。1936年紀德作為蘇聯的朋友，受到蘇聯政府的邀請，到蘇聯去做了為期兩個多月的訪問。可是在訪問的過程中，儘管蘇聯只是把自己好的方面拿出來款待紀德。可是敏感的紀德還是憑著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判斷，發現了蘇聯的實際情況，跟自己想像的以及從蘇聯的宣傳中了解到的蘇聯很不相同。他發現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比如，他發現蘇聯雖然消滅了剝削，可是還是有許多的窮人，還是有官僚們對普通人的蔑視。他發現蘇聯的思想控制，已經嚴重窒息了文學藝術的發展。他也發現了蘇聯人民對史達林的狂熱的個人崇拜。等等。關於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他這樣寫道:“史達林的肖像到處可見，史達林的名字挂在所有人的嘴邊，對他的頌揚，也無一遺漏地納入所有講話中。……是崇拜、愛戴還是懼怕，我不清楚，反正他無時不在，無處不在。”
雖然，紀德憑著自己銳利的眼睛，看到了蘇聯的許多的缺點。但是，紀德並不是別有用心的人，故意要醜化蘇聯。事實上，紀德是蘇聯事業的真誠的同情者，他指出這些缺點，只是為了蘇聯的事業更好、更健康的發展。在《訪蘇歸來》中，紀德的筆觸，是非常客觀的，沒有一點的誇張，故意的要聳人聽聞。他只是把他看到的、想到的，如實的寫出來，既由衷的讚美了蘇聯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如實的指出了蘇聯存在的缺點，表示出了他對蘇聯事業的擔憂。可是，蘇聯方面並不領情。在文章發表之後，紀德遭到了蘇聯輿論方面一致的口誅筆伐。儘管他早已料到了這樣的結果，但是他還是堅定的、義無反顧的要告知世人事實的真相:“如何解釋在蘇聯，我(在精神上)時而感到特別溫暖，時而又特別寒冷呢？在重申我熱愛的同時，我應當隱藏起保留意見，向世人謊稱讚賞一切嗎？不行。”
而就在紀德訪蘇的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也是著名作家的羅曼·羅蘭也訪問了蘇聯。羅曼·羅蘭回國後，也寫出了自己的《莫斯科日記》。但是他卻沒有勇氣，將真相公布於世人，而只是說了一些恭維蘇聯的好話。他的日記則保持了可恥的沉默。而這些日記直到半個多是世紀之後，才浮出歷史的地表，重見天日。而更難以令人置信的是，羅曼·羅蘭在紀德發表了自己的文章之後，也跟在蘇聯方面一起嚴厲的譴責了紀德。對此，紀德非常傷心，紀德說:“我的《訪蘇歸來》一發表，就給我招來許多謾罵。羅曼·羅蘭的責難令我難過。我從未品味過他的作品，但是至少我十分敬重他的精神人格。我的憂傷來源於此:在竭盡其偉大之前生命便完結之前的人何其寥寥。”羅曼·羅蘭“這只老鷹築好了巢，就在巢中休息了”。
在此，我當然無意去譴責羅曼·羅蘭先生，畢竟他還是保留了自己的一點判斷，把真相記錄在了自己日記之中。詩人于堅說，詩人的勇氣就是把“不可告人”告訴人。我只是想說，紀德是一個更有道德良知和勇氣的作家，在他身上更充分地體現了“知識分子是社會良知”的這個信條。的確，紀德先生，也真的是用他自己的行動，對“知識分子”這個詞的定義，作出了最好的詮釋。其實，知識分子應該充當社會的良知，在法國是有深厚的傳統的。法國知識分子有一個很好的傳統，這個傳統至少根植于雨果、左拉，一直到後來的紀德、薩特等人。可以說，這個傳統不僅僅是法國，同時也是我們整個人類，共同的一筆豐厚的精神資源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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