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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橋
◆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學仍然是一種日常的人類活動，它有最基本的尊嚴，以使它的每一刻都能被生活所提及。
文學正在我們這個時代處於永無休止的指責，而在這種指責的同時，佈滿了關於文學的所謂的沒落，遠離以及萎縮的判斷。我們看到，作為這種指責的人和做出這種判斷的人，不僅包括讀者，甚至還包括那些非讀者，也就是說這樣一種狹隘的對文學的指責，已經引發了更多的人加入了這樣一個集體，他們站在文學的對立面，或者站在文學的遠處，但在我看來，他們至少並沒有和文學站在一起。而文學究竟是什麼，它是一塊什麼樣的地方？那些正在“文學”著的作家，他們又是怎樣的一個群體？這重要麼？這當然重要。因為文學從來都是所有人的事情，就像商業可能和所有人有關，就像軍事和所有人有關，就像說話和所有人有關。文學是一種密集、疏朗、透徹、澄明、走近、自由、表達、陳述、記憶、散失、尋找、回來和充滿著所有詞彙的一個所在，文學是與我們有關的一種常識。在當代生活中，它至少反映了一種不變的所在，一種在變化的社會生活中，仍可能自由地居於不變的形式和感受。
好了，我跟讀者講這麼多，只為了表達我一種基本的不滿，因為文學不應該承受這樣的指責，因為這種指責包含了一種普遍和狹窄的自我批評，批評文學的缺失和墮落，實際上就是在批判自我的離場，實際上這種批評也成了一種文學化的方式，並進而組成一種新的文學，也就是說文學在它自我墮落的強制意識中在最狹隘的方式上擴大了它自己的感受。因此當這種對文學的擔憂和驚恐，成為我們現在最時尚的一種小資情緒時，我得說，文學絕不能以它文學的方式被概括為它在缺失，它在潰敗，它在落伍，或者說它在遠離讀者，因為我們最終會發現文學不僅是讀者的事，它還是作者的事，它還是那些正在文學著的人的事。我們能不能說出這樣的感受，因為無論哪一個時代，其實文學始終是一個正面的東西，因為假如我們相信文學，我們就必須相信文學是在進行一種轉化，是在對事件、歷史、故事、命運和想像，進行一種基本的轉換，成為一種可能的語言形式，無論小說或詩歌，文學都將是作者將那些事件轉入到一種可能的隱藏著的方式中，文學就在幹著這樣的事情。誰能說這樣的事情還會有什麼衰落？誰能說它有什麼高度和差異？當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有一種資本的情緒，物質的幻覺，有一種身體的慾望，有一種距離的跨躍，有一種國家的界線，有一種族群的認同時，我們無法忘記文學還在不同的對象之間進行著一種溝通，誰能否認這樣的溝通有什麼好壞，誰能質疑這樣的溝通有什麼主次？誰能判斷這樣溝通有什麼消亡？文學就是這樣一種正在正面作戰的東西。一句話，文學是這個世界從來就確立好了的一種基本的正面活動，這就是文學。
文學在這個時代，當我們看到不同的風景，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與不同國家語言的人交流，到不同的房間，我們仍要記得文學以及“文學著的人”正在幹著正面的事情，這可能跟別的無關，只因為這個時代和任何時代一樣，有著最樸實的表達的衝動。我們在北京寬闊的路上，當我們在昆明西山那高大的松樹下，當我們聽到猛虎的叫聲，當我們到達江南，當我們看到鋼鐵，當我們聽到一種傳說，我們發現這個社會和任何社會一樣，有它普遍的生存形態，人們都還活著。即使在新華書店，在酒吧，在戀人之間，在學友之間，有人在議論，一種新的閱讀正在產生，一種電子方式正在革命，但這樣的處境，這樣的人們之間，能不能就沒有文學了呢？然而實際上，文學正在被指責，文學一直在被指責，即使在最輝煌的時代，文學也不能征服所有的人心，即使在一個最能製造文學巨大幻想的年代，一些超級的“文學著的人”也可能面臨巨大的災難。為什麼？因為文學仿佛必須經受這樣一種責難，這件人類記憶里正面的一項事業，始終有可能被傷害。因此，當今天人們在判斷文學的衰亡的同時，文學的日子就這般的活著，它還能怎樣呢？
有時我記得一個場景，一輛奔跑的破舊的汽車，一個年輕的女子在右側，她手持攝像機，記錄下遠處消逝的風景，而她的旁邊坐著一個作家，有些無奈地說，你不要再寫東西了，你不如我攝像機記下的風景，你並不感人。這就是我們的時代，這就是一種典型，一個處於發達的感受訓練的女子，一個處於情感爆發期的女子，在她那高漲著的感受的深處，她充盈著技術的無聊的徒有其名的情緒，她那種發達的幻覺中的情緒使她責罵文學無用，因為她發現文學可以被替代，但她並不知道她對那個作家說的話，正是文學的一部分，她那剛剛結束的性活動以及她那攝像機裏記錄的消逝的風景也正是文學的一種內容。我們正在以一種情緒指責文學的沒落，實際上正是文學自身的一種嘆息，但嘆息能阻止麼？那種以任何名義對文學的指責，其實都是對一種正面的也許模糊的事實的指責，因為你那指責的權利僅僅來自你處於文學這項事業的內部。文學充分的社會化在於它是一種人性的方式，它那對讀者、作者和言說的區分，實際上是文學的一種制度，在它自身的方式上有這樣的制度，它正在這個高度發達的資本的物質的慾望的情緒的社會中，尋求著它制度上的自我傷害，然而最為可怕的事情是，所有這些與文學有關的人都在潛在地扮演著與文學無關的人，站在貿易的、欣賞的、旅遊的，甚至是革新的社會位置上，遺忘文學的制度，充當著文學的判官，然而那正是對自己作為一個人的那種正面性質的批判，除了使自己獲得一些資本的情緒和物質的權利之外，並不會改變自身的現狀，文學已在我們這個時代，以最吃力的方式承受著它的傷害。它最正面的價值，恰恰在於它本身是這個社會最正面的事業性質，它獲得的肯定也許從不會比批評多，只因為文學是這個世上最不可能被表達的一種價值，因為它永遠處於對別人的表達，惟獨沒有它自己。
文學只有在與它溝通的那些對象之間，在這些對象遺忘了文學那可憐的自我的投影之外，文學才可能回到它還沒有制度的那些影子中，文學在我們這個時代尤其如此，文學在我們的社會現實中不會比在其他處境中尋找到更多的表達高度和功能，好了，文學還有一種功能，就像一個人的手可以勞動，腳可以走路，文學還可以幹些事情，那麼為什麼要指責它，僅僅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有很多的商品要賣，有很多的刺激要消費，僅僅因為我們這個時代要復興，要振作，僅僅因我們這個時代有著巨大的發展和狼吞虎咽的文化規模，我們這個時代就要指責我們的作家的書沒有那麼多人看，就要指責我們的小說作品處於脫離社會現實的位置？但誰能否認，一切寫到文學裏的東西，卻由這些寫字的人進行了一次轉換，他像一個勞動者一樣，向麥地裏種了一顆麥種，為什麼要指責它獲得了一種較小的收穫呢？最重要的是為什麼要指責收穫本身呢？
也許，一個人可以批評自己的種植的回憶不夠美麗，但那僅僅是你有過種植的回憶，最要強調的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學仍然是一種日常的人類活動，它有最基本的尊嚴，以使它的每一刻都能被生活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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