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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皆
“文革”期間，對沈從文執弟子之禮的范曾貼過沈從文一張大字報，沈從文當時自然是氣憤的，但並未公開發作。90年代，沈從文的別集《顧問官》裏收了一張沈從文當年欲還擊范曾但終未貼出的大字報稿，陳徒手的《午門城下的沈從文》裏也重提此事，沈、范矛盾又被拎了出來，成為一時話題。
這張大字報稿是在沈從文身後發表的，原稿並未公開，所以直到現在還有人質疑它的真假。真假姑且不論，就算它真是沈從文所寫，也是寫在1966年，那麼，當時為什麼不公開呢？幾十年後公開又是什麼意思呢？
范曾貼沈從文的大字報，是因為當時的情勢；沈從文寫范曾的大字報而並未張貼，也是因為當時的情勢。智者順勢而謀，愚者逆理而動，沒有誰願意做愚者而不願做智者，所以，范曾之張貼大字報和沈從文之未張貼大字報，其實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同樣的道理、同樣的智慧——人總是免不了人性的弱點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更多地怪責于范曾呢？那豈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嗎？如果沈從文當時能夠不為情勢所屈，為什麼不把寫好的大字報張貼出去呢？那樣的話，這張大字報不就不必等到事過境遷的幾十年之後才以這樣的方式面世了嗎？它本來就是為當時所寫，幾十年之後才“張貼”出來，實在也失了它本來的意義。如果說沈從文當時的不張貼是一種明哲，那麼，這張大字報後來之被“張貼”，可能也是同樣的明哲了。原因很明白，當時因“小吉”之故，有些自尊是無暇顧及的，而一旦“今日得寬余”，當然就“勝似閒庭信步”，當然就有餘裕來清理舊賬了。
當然，這張大字報稿不是沈從文本人提供的，提供者另有其人，後來這場風波也說不著沈從文什麼。但是，這個提供者也不會不明白當時的時代背景吧？舉個簡單的例子，沈夫人彼時跟沈先生就不是那麼同心同德的吧？沈先生為此還曾深深地被困擾過的。連夫妻尚且如此了，還能要求師生如何呢？希望這張大字報稿不是沈夫人提供的。陳徒手在《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當中寫到，吳組緗是老捨得生前好友，了解老舍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東西，有人勸他寫出來，他說，“不寫實話沒意思，還不如不寫。但如果寫了實話，兩方面不滿意，一是有關領導，二是夫人。”(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09頁)大概人們讀到這裡，心裏都會異樣地跳一下吧？當然，因為夫人還是夫人，而學生已經不是學生了，所以，學生的事可以再提，而夫人就免提了，也在情理之中。
“文革”當中貼老師大字報之類的事可以提，也應該提，但是，如果作為一種揭發甚至揭批，為出氣、為報一箭之仇、為證明某個人人格卑污而提，那就不可取了。說得嚴重點，那就是“文革”思維的延續。范曾的確寫過沈從文的大字報，這是一個不容抹煞的事實，范曾本人也沒有隱瞞此事，早在1984年，他就在《范曾自述》一書中懺悔過，並不像有的人，絕口不提，甚至矢口否認。所以，這樣的小辮子揪下去還有什麼意思呢？人為地把某個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有必要嗎？
丁玲表示對《記丁玲》一文的不滿時，沈從文這樣說丁玲:“她廿年來受的委屈，來自何方，難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聲，自有難言苦衷。卻找我來出氣，可見聰明過人處。”(《沈從文致徐遲》，見《長江文藝》1989年第1期)同樣，在使沈從文受委屈的人當中，范曾可能也不是最甚的一個吧？當然，范曾能夠被提，也是他的殊榮，因為他是名人，有提一提的價值，否則，可能想要得到這樣的殊榮都辦不到呢！
范曾提到，沈從文也在“反右鬥爭中曾對艾青先生批判且用詞甚烈”。並且特意說:“我舉這個例子絕沒有為我曾寫過一張沈從文先生的大字報辯解之意，我只是感到中國知識分子曾經普遍受到‘左’的路線的衝擊，其間發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樣概莫能外地在層出不窮的運動中顛簸，必須要你表態、排隊、堅定立場、表示忠誠等，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從文先生。”(范曾:《我與沈從文的恩恩怨怨》，見《大河報新聞週刊》1999年10月10日)這段話說得比較中肯。“文革”當中，有幾個人是高標獨具不染塵埃的呢？“文革”過後，多的卻只是那些努力被強化的“文革”受害者角色。陳凱歌說過:無論什麼樣的社會或政治災難過後，總是有太多原來跪著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來說:我懺悔。當災難重來時，總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文革”以後正是如此。(見陳凱歌:《少年凱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55頁)
不要說跪著懺悔，能夠站著公正平和地看待別人和看待自己，都是難能可貴的了。懺悔的必要在於如果沒有各自的懺悔，就只剩下相互攻擊的份了。因為缺乏公正平和的心態。
災難過後的心理重建，的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按照慣例，狂風過後，總會有一些孩子一遍一遍憂傷地說著:媽媽，我的草帽丟了。中國“文革”後的傷痕文學即屬此列。像《草帽歌》那樣感傷一下，或者撒撒嬌，都是可以的，但最終，還是要有所反思。反思不是秋後算賬，反思也不是“坐在高高的谷堆旁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范世民先生在《我知道的范曾和沈從文》一文中寫到，詩人寒碧打算就沈、范問題寫篇文章，但是，“不是針對某人某事，而是借題發揮，反省‘文革’所造成的那一代中國文人精神上的惡化，作為文人——如今叫‘知識階層’中人，有著怎樣的靈魂狀態。他斷言對‘文革’的反省、包括對沈從文先生的紀念，如果不從人的精神狀況、總的環境條件著眼，那麼這種反省和紀念本身的正確性就值得懷疑。首先要理清‘真實的情況’和‘所知的情況’的界線，其次是不抹煞舊賬——並非為了‘秋後算賬’，而是為了真正的懺悔，把它作為思想的資源和動力，對未來的行為負起責任。”(見《中華讀書報》1999年6月16日)此言極是。“理清‘真實的情況’和‘所知的情況’的界線”，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隨著文革的漸遠，以“所知的情況”代替“真實的情況”的發生也越來越有可能了。
因為曾經是江青的紅人，汪曾祺“文革”後日子不大好過，《沙家浜》的導演蕭甲卻說:“‘文革’時群眾鬥我，一上綱就不得了，誰都上來打你，內耗厲害。汪曾祺自身難保，上面讓他對黨忠誠。他也貼了我的大字報，說了我們之間的背後話，揭了一些隱私。當時誰都這樣。”(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341頁)這樣的寬容與豁達，來自於對歷史的客觀態度。
歷史的真實，往往見於細節。偏離“語境”，做出對歷史一無所知的樣子，人為地在自己與歷史的真實細節之間製造“陌生化”和“間離”的修辭效果，對於正確地認識人和反思歷史都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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