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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浩
張煒是一個在當今容易招致誤解的作家，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所決定的。
在當代中國，幾乎所有成名和尚未成名的作家都在刻意尋找、營造著一種特色，要麼追求可讀，要麼追求不可讀，但同時期望藉炒作引起圈裏圈外人的關注。這一切造成了一種貌似燦爛的景觀，但實質上，作家們的目的不外乎想使自己凸顯出來，有別於他人，在文壇確立自己的位置。張煒卻不是這樣，他既不太注重形式的別致，也不願以特別好看的故事嘩眾取寵，他很本色，很真，他追求的只是心靈的表達，是力求清晰的陳述和思辨，是懇切的訴說，是忘情的自吟。在張煒的寫作中，這一切常常到了固執的、無暇他顧的程度，所以在許多人看來，就有些不可理喻。有人因此提出可讀性的問題，但我們不知道，對於嚴肅的、力求獨立思考的藝術來說，他所說的可讀性是怎樣一個東西。這“性”那“性”的，大約缺少的只是一個“性”吧。比較有善意的人說張煒更像是一個詩人，他們從技術的角度說，小說應該忌諱什麼什麼，而不應該怎麼怎麼做，云云；有人懷疑張煒的藝術功力，認為《古船》之後張煒不會寫小說了；還有的說張煒的藝術尚有待飛躍，不夠成熟不夠老辣……此外，刻薄者把柔情視之為矯情，心懷惡意者將正氣誣為泄憤，甚至有人指責張煒寫得太多，等等。
說法種種，在不了解張煒作品的人看來，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其實，這些貌似有理的評論，包含著極大的誤解、粗暴的指責乃至惡意的詆毀。這一切，本來也許傷害不了張煒，也無須我在此說三道四，因為作家和作品是應該任由人評說的，因為讀者自有眼睛和心靈，自會明察。我們相信一個有鑒別力又有良知的人真正捧讀張煒的作品，就不難從中體味到一種博大的情感並獲得感動，同時做出恰當的評價。但現在看，情況並非這麼簡單:由於普遍的匆忙和浮躁，如今已經很少有人能夠真正沉靜下來進行閱讀了，讀者主動放棄和被動喪失了親自品嘗、感悟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媒體的聲音就顯得尤為重要。錯誤判斷的傳播，導致了文學圈子和職業讀者某種程度上進一步的誤解。而大眾閱讀主要是尋找消遣，多數普通讀者是缺乏鑒別力的，嚴肅文學較難喚起他們的興趣。如果說張煒的作品不為他們所喜歡是可以理解的，那麼，那些“幫閒”的評論家不喜歡談論他，也不奇怪。在一些所謂的青年才俊貌似公允的臉上，我看到的是對正義的文學的冷漠、反感和本能的抵觸。
張煒是一個深深紮根于現實的作家，他的苦難經歷為他的藝術注入了一種強勁的原動力，這一點無須我在此多談。既然現在人們普遍關心的是作品的藝術手法和可讀性，那麼我們還是回到他的寫作上。那些講故事的好手常常變臉，時尚和反時尚歸根結底都是一種時尚，他們講究故事的可讀，講究敘述的策略，講究了很多，但就是缺少真誠，缺少血淚心汁，他們建立在文本之上的趣味因此就不免有著媚俗的嫌疑。無根的人總是左右搖擺，思想和趣味容易處於漂浮狀態，但張煒不是這樣。張煒有根且扎得很深，所以他不願意模倣和追逐，而只願尋找同道和知音。托爾斯泰和魯迅，是他文學天空的兩大星座，他認定了他們，渴慕其靈魂的光芒並做始終不渝的效倣，正像他在《融入野地》中說的那樣——“心甘情願一意追蹤”。可以這樣概括張煒的追求:出於一種真誠，他選擇了一條純正而又艱難的道路走了下去，越走越遠，當遠到了一定程度時，他就成了一個自吟者，成了一種“異類”和別一種“先鋒”。
一個藝術家遭受誤解、漠視甚至敵意，都太正常不過了。純正的寫作在今天為何特別招致誤解，特別受冷遇呢？我想，一個重要因素當與時代風氣有關。現在很少有人願意肩負責任，甚至有許多人，他們不但不嚮往高尚的東西，還要拼命糟蹋，把水攪渾以顯不出自己的骯髒。於是，時間長了，價值觀還真的混亂了起來:陳腐成了先鋒，作態成了另類，無聊成了有趣，無賴成了反叛，下流成了幽默，插科打諢成為了機智風趣。
今天許多大眾讀者的趣味讓人無法恭維。在今天的中國，什麼爛的東西都會有人叫好，什麼樣的水貨都會有人嚷嚷有內容，並且振振有詞地說出內容之所在。評論家隊伍中，有許多種人讓我不喜歡:有的庸才一個，看作家看作品一律分辨不出好壞，鬍子眉毛一把抓，牛驥同皂；有的給好處就抹金，完全等同於市儈；有的只為圈子裏的哥們搖旗吶喊；有的過於喜歡新生的作者，尤其是女作者；還有的可以說是良知蕩然無存，故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玩酷，耍流氓，以顯示自己的不凡和脫俗……大眾的閱讀就這樣可悲地被干擾被攪和了。
作家們玩完現代玩後現代，玩夠了又回歸現實主義，回歸了還不肯善罷甘休，再加之以這“新”那“新”的名目，繼續嚇唬讀者；評論家再這麼一攪和，讀者這會兒可真正是被玩蒙了。這種狀況一經開始，便會長期發展蔓延下去，在一個時代裏很難得到迅速改善。正因如此，倡揚純正的閱讀的時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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