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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淮
一個惡炒與戲說成風的時代奇聞就是多。不料想，近來，不安分的新聞媒體竟一連爆出幾則關於作家的奇聞。一是知名作家“掛牌乞丐”；二是兩位不知名作家欲“娶富婆為妻”，欲為尋愛而“裸奔”；三是演藝圈內的張某因“性賄賂”無果，遂激憤地宣稱要“回老家寫書當作家”了。如果允許時間再往前移，則還有湖南何、王兩作家的拔拳相向。雖說，我也曾在文學圈子內廝混多年，聽說過不少關於作家的奇聞軼事，但一旦得知這幾則新聞過後，依舊不勝唏噓，隨即陷入難以言說的沉思之中:始則驚異，繼而好笑，最終只能發出悲哀的嘆息。
是的，置身於當今的轉型社會裏，文學觀念正在急遽變化之中，作家的角色轉換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具體說來，文學的嬗變與作家角色的轉換正呈現出如下三個層次的變動:早先，文學曾經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作家曾經是文學殿堂和象牙塔裏的貴賓；其後在階級鬥爭激烈和民族存亡危機的背景下，文學衍變為武器和工具，作家則成了戰士、鬥士和“靈魂工程師”、“啟蒙者”、“代言人”；直到新時期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文學才有可能逐漸回歸本體，回到民間，作家才可能掙脫各種思想與藝術的羈絆，成為創作自由的實踐者、追求者。
然而，從政治束縛中獲得初步解放的文學，一旦落入經濟大潮的漩渦裏，將會走向何處，出現何種態勢，對於某些年輕的作家來說，卻不能不說是嚴峻的考驗。事實上，在文學嬗變大潮的背景下，一些年輕作者言行中已出現某些令人擔憂的不良現象。而前面所說諸種關於作家的奇聞，幾乎無不與這些不良現象，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連，都屬於市場經濟大潮中，對文學的熱炒與惡搞行為。
作家與乞丐之間本沒有必然的聯繫，但在社會動亂和轉型中，作家淪為乞丐的事實，則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現實社會裏，卻也絕非僅有的新聞。且不說，唐代大詩人李白、杜甫生逢安史之亂，也曾到處流浪漂泊，過著近似乞丐一樣的生活，就是前蘇聯的文豪高爾基也曾有過類似乞丐一般的經歷。至於九儒十丐之說更為人們所共知。對於這些作家而言，貧困的底層生活非但沒有使他們從此沉淪下去，反而成全了他們的創作成就。大概這就是司馬遷所說的“窮而後工”的道理。以此觀點看待洪峰掛牌行乞的行為可知，作家貧困本不足奇，奇就奇在以名人身份行乞，依我猜想，其目的無非是期望以此方式所創造的熱炒效應，或許能迫使他所在單位採取措施，改善他的生活境遇。
作家尋富婆、追美女的奇聞，使我不由得想起中國文壇傳為美談的才子佳人的故事。作家當是才子，作家追求、迎娶美女，才子與藝伎發生情感糾葛，常出現在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中，算不上是什麼奇聞的。然而，當一個窮酸文人企圖借助娶富婆的方式，改變生存環境與創作條件，當一個年輕作家為追求某位既富有又美貌的明星而甘願“裸奔”的時候，便不能不視為一種少有的奇聞了。為了追求金錢、追逐美女，而不顧及作家的自尊與臉面，採取拙劣的熱炒與惡搞手段，讓誰能相信這樣的作家也會寫出像樣的作品呢？
至於說到那位演藝圈內張女士的所言所行，那就更是讓人匪夷所思大跌眼鏡了。準確地說，她只不過是演藝圈內，一個一心想出人頭地成就大腕之夢，以出名賺大錢為根本目的不成功的角色。她本與文學與作家毫無關涉。概括地說，張女士在揭露演藝圈“潛規則”的時候，其所言所行實在難掩她的行為準則:首先是，不惜一切手段(包括性賄賂)，實現當明星的夙願；退居其次，未能遂願便不惜代價，搞臭他人，炒作自己，以求混成一個準名人；最終，實在不得已，便準備“回鄉寫書當作家”。顯然，在她看來，只要把那些臭事、破事抖落出來記錄下來，就可以成為暢銷書，她也就可以當作家，出名賺錢了。
誠然，在近30年的文藝舞臺上，確曾刮過各種風頭，流行過各類時尚與思潮。比如，80年代的“躲避崇高”，90年代的炫富追星，還有粗鄙化妖魔化之風的盛行。時至今日，竟又出現了某些作家淪為掛牌乞丐，某些作家幾乎墮落為娼妓的醜行。真不敢想，在精神萎縮、物欲喧囂的時代裏，今後這些作家和準作家還會墮落到哪去。
是的，倘若一個賊，一個乞丐，甚至是一個娼妓，為了起碼的生存條件，為了一塊麵包，或是一件禦寒的衣衫，而為賊為丐為妓的時候，人們或許還會投去同情的一瞥。然而，如果這些人只是為了出名，為了出名之後賺大錢，購豪宅香車，過富翁日子，而心甘情願地為賊為丐為妓，善良的人們又當如何對待這賊這丐這妓呢？總不該要求人們把他(她)也當作英雄和佛祖一樣供奉起來頂禮膜拜吧！
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之下，在某些人的眼裏，當文學消解了崇高理想，卸掉了沉重的負荷之後，似乎除了娛樂和惡搞，輕飄飄地什麼也不用承擔了。作家似乎除了搞笑取樂，插科打諢、炫富追星、醉生夢死，也就什麼也不是了。難怪有人把那些純粹表現自戀、自虐、自我展示、自我暴露，或者專門揭露他人隱私，而毫無社會意義的一類文字寫作，也當作文學創作，把炮製這類文字垃圾的作者，也稱為作家。其實，在我看來，這樣的作品只能是劣質的文字垃圾，這樣的作家只能是文字垃圾的製造者。而且，倘容這樣的文學之風盛行於世，這樣的作家橫行于文壇，或充斥在新聞媒體之上，那只能是意味著新世紀文學的悲哀，是現代作家的沉淪與墮落。
在熱炒惡搞之風盛行的遊戲時代，也許對幾則關於作家的奇聞，本不值得人們把它當回事。它或許就像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塵與飛沫漂浮一陣，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然而，當這些灰塵、飛沫有可能污染文學環境，危害社會健康之際，大凡有良知有責任感的作家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蓋因生活實踐一再告誡我們，既不能把熱炒與遊戲過於當真，也不能忽略熱炒與遊戲背後的潛在意義。以至聽任有害的飛沫與灰塵肆虐飛揚，毒害年幼無知的青少年，危害社會的安寧和諧。在物質化時代，作家的名聲事小，社會的安寧卻千萬小視不得。
曾有人告訴我，對付想以熱炒與惡搞方式而一舉成名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別理睬她。這固然沒錯。但我卻又懷疑，對付那些不僅熱炒自己，還要惡搞他人，且想一舉成名，招搖撞騙當作家賺大錢的人，對那些以污言穢行污染環境的人，如再一味地保持沉默，潔身自好。豈非有助紂為虐之嫌？因為不管熱炒與惡搞者佈下多少迷霧，我依然不能忘記，文學史所告之我們的常識:真正的作家畢竟不能靠熱炒與惡搞成名，他終究要讓優秀的作品說話。
處於轉型期社會中的作家今後或許還會爆出更多的新聞。一些作家公開聲明退出作協組織，一些作家下崗為民，因貧窮而淪為乞丐，也許都已算不上是什麼新聞，然而我相信，不管世事如何，倘若是真正的作家，就不會甘願與娼妓為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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