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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雨
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舉世震驚；數百萬人的生死存亡，讓全球的目光，聚焦汶川。萬眾一心，抗震救災，一時成為所有媒體最強勢的中心話語，文學更是急速跟進。在地震後的兩三天內，已有數千詩歌和散文，發表在各個媒體和文學刊物上，甚至還有北京、上海、浙江的幾家出版社在震後的二十天左右，分別出版了三本以上的抗震詩集。還有人已經計劃寫作大部頭的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這樣的創作速度和生產效率，堪稱史無前例。
然而，當災難在時間上已漸行漸遠，許多生死攸關的事情也逐步塵埃落定。文章千古事，創作的價值畢竟不能單純用數量說話，更不能以大躍進的速度產出。時至今日，我們對抗震主題的文學寫作，也應該有些冷靜的思考了。
實事求是地說，抗震之始的一些文學作品，包括一些作家對災區的各種反應和關注，的確有許多發自內心，甚至是刻骨銘心，有許多充滿激情和真情。但是，也不能排除確有一些應景之作。當時許多文學類媒介以及欄目，因為要配合抗震主題，緊急向作家詩人約稿。所以在眾多的“命題作文”當中，難免不出現一些被一定現實功利要求所利用的部分。認真檢討前一階段的寫作狀況，其中明顯的唱高調之處或者人云亦云的聲音不也隨處可見？所以很多急就章、應景作都只能是外表繁榮下的泡沫而已。
其次，災難之所以可為精神財富，主要是在突發的巨大變故中，會釋放和攜帶日常狀態下難得的極為豐富甚至帶有頂級意義的資訊和意涵。尤其是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整個世界，人與人，人與自我等根本問題上，會激發人們更終極層次的體驗和思考。而且，巨大的災難不僅首先要挑戰人的生命極限，更要拷問人性的極點。尤其是傳統社會形成的秩序和軌道被突如其來的災害完全中斷和打亂，人的本性一瞬間不在秩序內運行，而完全處於自然狀態的人性對於利益、觀念與價值的選擇和取捨，正是文學對於人性的審視與深層次的表現的最佳切入點。然而，過於匆忙的對於災難的寫作，往往會偏于一隅，往往會主旨單一，甚至由媒介固定而統一的議題設置會淹沒或忽略更為普世的意義發現。例如，就在汶川地震發生前後不久，緬甸風暴也死亡近8萬人，而我國廣西等地的洪水也有重大損失。那麼，這種人類共同的災難為什麼卻在我們的寫作中有輕有重呢？文學關心的是普世性問題，文學關心的是人性共通的問題。所以我們的寫作也就不能僅僅在現實實用的立場以及表面的道德立場進行簡單的評判、裁判和宣判。我們用數十萬生命和鮮血所換來的不能僅僅是一種抗擊或者互助的口號與符號。文學如果太急切地就一個現實事件作出道德表態，有時很可能被另一個事件所否定。
地震災難在人們的心理上還遠未平息和過去，而其他災難還有可能隨時發生，人類究竟應該如何面對和承擔？文學必鬚髮出最有力度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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