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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漁
大約十年前，我是《中流》雜誌的忠實讀者，每每向朋友推薦，總是反響強烈，沒有誰說不好看。一份雜誌獲得如此一致的評價，非常罕見。後來雜誌停刊，我們很多朋友人手一本《中流百期文萃》(金城出版社，1998年)，時時重溫。這份雜誌以“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見長，充滿各種化石級的詞語。看著那些聲色俱厲的文章，一方面覺得可怕，仿佛一夜回到幾十年前，另一方面覺得可笑，遠遠勝過《幽默大師》雜誌。
2007年底《色｜戒》公映之後，反響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一部電影引發爭議，大家各自撰寫文章，捉對兒廝殺，沒有什麼稀奇。可是，此次反對者不是以文章而是以運動的方式聲討、怒斥。他們先是以“影評沙龍”的名義舉辦了一場批判大會:甲說《色｜戒》“大概就是現在的皮膚性病科”，是對良家婦女的污辱；乙接著上升到“對中華民族的侮辱”；丙認為李安的心理“是非常陰暗的”；丁又嚴厲批評了“漢奸學者”和“犯賤學者”。接下來，他們又發佈了一封公開信，稱張愛玲是“無良文人”，並且“強烈譴責《色｜戒》之流玷污中華民族精神的卑劣行徑”。
直到寫作此文的時候，我既沒有看過張愛玲的小說也沒有看過李安的電影，所以對《色｜戒》沒有先入為主的意見。我並不反對批評《色｜戒》，但是對這種以批判大會、公開信形式進行的“運動式批評”、動輒就是“陰暗”、“犯賤”、“無良”、“卑劣”的仇恨話語，只能像對待《中流》一樣，把它當作茶余飯後的綜藝節目，借用他們的話來說，這實在是非常“底俗的表演”。雖然早在1980年代，知識界就對文藝批評進行過很多反思，這種反思成果卻沒有被承接下來，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又要重頭開始，回到三十年前的起點——這樣不斷“推倒重來”，文藝批評只能不進反退。
新年之際，總歸是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回顧2007年的《色｜戒》事件，我對2008年的願望不是出現多少經典和大師，而是希望不要再出現這種“運動式批評”。這個願望能夠實現麼？恐怕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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