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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風
扼殺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有很多種方法。政治迫害，政府封殺，這些方法我們都曾耳聞，也曾目睹，是駭人聽聞的暴力行為，是包括獲獎者本人都極力反對的。但是有一種扼殺他的方式是他很樂意接受的，那就是翻譯，劣質的、不負責任的翻譯。
之所以說他樂意，是因為一般的諾獎作家都會以為，通過翻譯，他的作品會走出國門，傳播到五洲四海，不同膚色、不同民族的讀者，借著翻譯，可以領略大師的風采，盡得名作之原貌。通過翻譯，諾獎作家可以在異國他鄉落地生根，名聲大噪；如今，文學翻譯還要通過購買版權才能獲得，出賣版權作家可以獲得豐厚的收入。這樣一來，翻譯可以使諾獎作家名利雙收，那他何樂而不為呢？
問題是，名作還要名譯，才能在異國他鄉真正落地生根，被廣為接受。莎士比亞借助朱生豪先生的生花妙筆而在中土進入經典，巴爾扎克靠了傅雷的傳神的翻譯，才脫胎換骨，成為翻譯文學的典範。說到哈代，一定想得起張谷若；提起塞萬提斯，一定會想起楊絳；一說起福克納，一定會想起李文俊。這些名家名篇，是通過一個個如雷貫耳的翻譯名家的精心繹譯，才真正走進中文讀者群中，可以說，這些翻譯大家是這些外國作家當之無愧的代言人。反之，名作如果沒有名譯，那麼在翻譯的那一刻，名作和名作家就被扼殺掉了。
最近幾年，筆者一直在關注諾貝爾文學獎，關注獲獎作家和作品。每到10月宣佈諾獎獲獎名單的日子，我國的媒體和文壇就分外熱鬧。媒體會不遺餘力地報道獲獎者，文壇則一定會議論中國作家離諾獎還有多遠，大有“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之勢。中國作家離諾獎似乎是遙遙無期，而每年獲獎的作家我輩又大多聞所未聞，往往是罵一通諾獎評委會那一幫子老頭子們眼老昏花、有眼無珠，攪一通那濃得化都化不開的諾獎情結之後，就迫不及待地購買版權，組織人員翻譯出版諾獎作家的作品，一般不到半年，這些作家的中文版就登堂入室，正式面世了。
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快餐式”的生產流程，能產生出翻譯精品。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是要“慢工出細活”的，需要譯者對原作者及其作品有著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如果可能，譯者最好是該作家的研究專家，對作品了解得越深入，越細緻，越能深入原作的精髓，才能越多地獲得原作的神韻。文學翻譯如果不能保持“原作的風姿”，那就不能稱之為文學翻譯，而只能是“文字翻譯”。用台灣著名作家和翻譯家余光中先生的話說，“直譯、硬譯、死譯正是創作之反，因為創作的活鳥給剝製成譯文的死標本，羽毛一根不少，卻少了飛翔(余光中:《作者、學者譯者》)。”這樣的翻譯，無論從文字上多麼“忠實”，都算不上是好的翻譯。而實際上，文學翻譯如果不能盡得原作之神韻，那就是不“忠實”。
再看近幾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作品的翻譯。2003年，南非作家庫切獲得諾獎時，國內外國文學界紛紛驚呼:庫切是何許人也？連獲獎者姓甚名誰都還沒搞清楚，對他的作品就更陌生了，連他的名作《福》(Foe)都譯成了“敵人”，頗鬧出了一些低級的笑話。然而不出半年，庫切作品的中譯本就擺上了書店的書架！也真難為那些譯者和出版者，那幾個月是如何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趕活兒，然而，趕出來的東西一般難成精品。庫切作品中譯本很值得一讀的少而又少。
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是土耳其著名作家奧爾罕·帕慕克。他的獲獎較之庫切少了些懸念，2005年他要不是因為發表了土耳其政府屠殺亞美尼亞人的言論而遭到起訴，當年他就能戴上諾獎的桂冠。這件事鬧得沸沸颺颺，世人皆知。雖然使他和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但也使帕慕克的名氣達到了頂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內有出版商看上了這個用土耳其語創作的作家，開始物色翻譯他的代表作之一《我的名字叫紅》的人選。然而，首先遇到的困難是，國內懂土耳其語這個小語種的人就像這個語種本身一樣稀少，這些人對帕慕克這個名字相當陌生。最後找到的譯者大家都很熟悉了，而據他本人講，他對土耳其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並不了解，帕慕克和他的作品更是頭一次聽說，他在大學裏主要是講授商務土耳其語，此前從未翻譯過文學作品，而拿到《我的名字叫紅》後，他連原作一遍都沒有看完就著手翻譯了。儘管筆者讀完譯本後覺得語言還算流暢，是否準確傳達出原作的精髓其實值得質疑。而譯者自己卻說，他翻譯出了原作百分之九十的味道，帕慕克對他的譯作還非常滿意(見2006年10月19日《青年週末》)。不知他這樣的自我論斷從何說起？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一部作品原作是名作，是傑作，是美文，那麼它的語言必定有它自己的特色，它的語言成就一定是很高的。那麼經過翻譯之後，譯作的語言也必須有同樣高的藝術水準，也必須是美文，那才叫“忠實”，才配得上是大師級的名作、傑作。否則只能是糟蹋了原作。而一個個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就是這樣被糟蹋、被扼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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