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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 梁永安
在最近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充滿了“押寶”的神秘氣氛。出版社的高手們紛紛預測哪些作家、哪些人物今年會走紅，然後以破釜沉舟的勇氣，印它幾十萬冊，大有拼命三郎的架勢。其中的大手筆可算是長江文藝出版社，他們的“押寶計劃”盯住了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上串講《漢代風雲人物》的河南大學教授王立群，準備將他的講稿從50萬冊起印，狠狠地賺它一筆。其餘的出版社也不遜色，有看上盜墓小說的，有盯上外國將紅作家的，有推介成名作家新作的——都很忙。
面對混亂的市場競爭，出版社這種“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方略是否得當，我是不敢置喙的，此中別有甘苦，不在其中難以體會。然而面對這一番圖景，還是有些感慨:我們的文學，似乎被這些出版人包圍了，誰起誰落，盡在出版社的掌握中。當然，出版人的嗅覺是跟著大眾趣味走的，出版人的高下之分絕對體現在“媚俗”的準確性上。在大眾與出版社的“天作之合”中間有一個大大的缺失:書評人的參與。
我想起2004年卸下《紐約時報書評》主編位子的麥克格拉斯，他本人具有較高的文學品位，但在主編工作中完全依賴書評家的判斷，絕不越俎代庖。此君對撰稿的書評家有一套制度化約定:書評家與所評的書籍作者不能是朋友；不能出現應出版社的邀請評論某本書，更不能因為某種偏見或恩怨褒貶圖書。一旦違反，立刻取消撰稿資格。有了這幾條，麥克格拉斯治下的《紐約時報書評》曾被稱為“文學聖經”，引導著美國精英讀者的閱讀潮流。我們的出版流程中，能不能為書評人放上一把簡單的椅子，讓他們先品品書稿的味道，然後再決定出書的方向呢？
我說出這個想法有些氣短，因為在當下文壇這樣的書評家能找到幾個是個玄而又玄的問題。上個世紀40年代傅雷先生用“迅雨”之名寫了篇文章，先將張愛玲的《金鎖記》大大褒獎，然後又狠批評了她的《連環套》，還發了這樣一番議論:“‘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女士身上！”今天的文壇，有幾人能像傅雷先生這樣鐵面無私？不過儘管如此，我相信書評家終究高於出版家，這是因為分工不同，書評家的看家本事就是發現好書。《紐約時報書評》每年過濾的新書大概有8萬種，真正登上版面介紹給讀者的只有1200種左右，其中下的功夫不言而喻。我很難相信一個出版家能夠用這樣的功夫去讀書，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請書評人出場掂掂分量，偏要跟在不可靠的時尚後面忙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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