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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梁永安
這幾年，大製作已經成為名導演的一種流行。有人說這是從美國傳染過來的浮躁症，其實不然。電影屬於視覺藝術，試問搞這一行的，有幾個不想淋漓盡致地大幹一場，弄出前無古人的視覺奇跡？不想當將軍的不是好兵，不想拍大片的絕不是好導演。這種“大片情結”恰好和文化資本的掘金慾望一拍即合。電影是一種大規模產業，投資者決不能打水漂，資本在其中本能地向著最有市場影響力的導演集中，於是大導演想不拍大片都不行，文化資本商業資本都有一本賬:與其拍一百部賺一兩百萬的“小片”，不如痛下決心加大賭注，來它一部賺一億兩億的大片，既省力又省心，免去重復投資的負擔.至於導演有沒有拍大片的本事，那就不管它了。反正眼球也不擅長思考，圖個熱鬧而已，鋪天蓋地“推廣”一陣，把觀眾弄進電影院就行。於是，商人和名導各懷其志，齊心協力炮製了當代“大片”生產流水線。
記得當年《紅高粱》，張藝謀曾想用數萬發子彈狂掃高粱地，打個滿天破碎滿天紅，表現侵略者的暴虐和土地的血性。八十年代哪有這個資金條件？電影是一門遺憾的藝術，來自資金的陰影記憶恐怕在大導演的心理上揮之不去，有大錢支援了立刻發泄一番，將龐大美學發揮到極端。
關鍵不在導演，核心問題是編劇。世界上叫得響的大片，無一不在編劇這個環節上狠下功夫，把創意發揮到極點。這就對電影文學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正好是我們電影發展的最弱之處。我相信如果有強大的編劇力量，大片一定會極度萎縮，因為很多世界級的好電影恰好追求簡單，反對視覺狂歡。伊朗電影有今天的世界影響，靠的是“貧窮的文明”和紀實化的樸素敘事風格，很值得大片迷和編劇們借鑒。
大片是什麼？這要讓時間來回答。在時間流逝中廣被記憶甚至越來越大的影片才是大片。金錢不是大片的決定性力量，攝影機後面的腦袋才是關鍵。這個道理，實在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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