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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 黎煥頤
詩言情，文載道。情緣於人，道緣于天。這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核定位:源流之說的不二之論。在我看來，詩與文章不外是情道二字在作家創作上的外化。然而，同一個時代，同一個歷史的起跑線，乃至同一個題目，有的則筆底奇葩，有的縱然筆底生花卻不香不奇，這原因何在？答曰:無他，才氣有大小耳。何謂才氣？才氣者，乃五行所鐘之靈秀:天賦也。當然，後天的勤奮可以彌補。比如:勤奮讀書、勤奮向賢者學習，勤奮緊貼生活，勤奮苦修苦練。但悟性的高低，則非勤奮可以代替。舉個有名的例子吧！孔明和王安石，都是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後來人們對他們二人在文章上的成就是兩句話:諸葛文章不矜才使氣，得寧靜醇原味。荊公之文則執拗峭削才矜而氣急。對他們二人在政治上的評語更是獨到:“孔明無申商之心而用申商之術。蜀以治。王安石有申商之心而無申商之術。宋以亂。”平心靜氣而論:誰也不能說他們二人沒有“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的民胞物與之量。其所以在歷史的實踐上文章政治徑庭互異，主要的原因不是別的，乃是受其才氣品格所限，非後天的努力可得而強也。
是故，我一向認為:詩人、作家、才氣的高低、決定他創作成就的大小，這是無法強求，無法苛責，作為同行，是不能生嫉的。但品德、操守，則是後天的範疇，高低清濁完全取決於個人的修齊工夫。兩句話:作品格調的高低，藝術魅力的大小，與作家詩人人品的雅俗清濁，是不能劃等號的。這就是有的人，作品出色而人品不佳，有的人人品不錯，而作品平庸的原由之所在。說白了，也就是才與德的落差——先天的秉賦和後天的道德的自我完成的質別。故才氣與德行兼備，不失為佼佼君子，乃歷史之所期，人民之所盼。有才氣而缺德行，則流而入于小人，適足為社會之傷，人文精神之黑痣。前者的典範，古有屈原杜甫，今有魯迅巴金。詩人則有艾青。後者的殷鑒，明清之際有阮大成，鄭孝胥，辛亥鼎革至今，則尤多，只須稍稔文學史，即歷歷可數。最臭名昭彰的莫過於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你能說:他們沒有文才，沒有文氣？其才氣豈是常人之資質？！可見:歷史的價值取向，過去、現在、未來，都珍惜人品與文品的統一。
進入21世紀，風氣大開，民智日啟，文學的天窗、視野、環境，比之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愛好文學，立志當詩人、作家者，更是不勝枚舉。富有文學的天賦者雖不能說俯拾皆是。但確也不在少數。有的也露出頭角。實在是可喜。然而，有的名利心切，有的恃才傲物，有的年少輕狂。文壇出了不少負面現象，則不能不令人隱憂。因此，在這裡我不能不大聲疾呼，老調重彈:文章乃不朽之盛業。歷史、時代、人民，需要有才氣的詩人、作家。但才氣離不開道德的涵養。一句話:要講究如何做人。做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否則，即使天賦再高，也會為才氣所累，最終為社會所不屑。此乃生活的辯證法，勿謂言之不預也。嗚呼！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三不朽。作家乃立言者也。立言無才氣則失秉，有才氣而缺德養則失恃。蓋才氣猶翅，德養猶籟。羽翼沒有風籟，期其飛高飛遠，無異緣木求魚。古人早就說過:“長風萬里送秋雁……”記住吧！才氣是器，德養是道。器秉道而神揚，失道而脫彩，這就是才與德的形神關係，疏忽不得啊！
然則，何謂道呢？在中國文化中，于宇宙曰中和位育，此本也。于歷史曰修身格致，此文也。本立而文生，許是作家的必修課。然耶？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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