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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傅書華
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在近些年急劇升溫，已然成為學界的一個關注熱點，成為今天時代面對過去的精神表徵。個中原因，乃是因了對新的社會范型中的價值動蕩的不滿與對抗。引發對十七年文學給以重新評價並試圖在這其中發掘出足資建構今日精神大廈價值大廈積極資源的，其主力為兩部分人，一部分是沒有經歷“文革”的，成長于80年代並有著海外精神背景的。他們虎虎有生氣，有感於海外現代社會的種種危機，對中國今日在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出現或者將要出現的類似西方的現代性危機，深表憂慮，從而將希冀的目光轉向十七年文學中所體現的社會試驗，但在他們面前，分明地有著“錯把杭州作汴州”的誤區與陷阱。一部分是處於成熟期的知青族學人，由於生命經驗及價值譜係的延續性，他們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最具豐富性、深刻性、現實性。他們的精神結構生成于十七年，雖經“文革”之破碎過程，但批判的武器終於未能進入到武器之批判，面對與原有精神結構截然不同的新的經濟基礎之上精神的失范，他們很自然地要從原有的精神武庫中尋求武器以作抵抗。
1930年代遍及全球的紅色風暴及中國的左翼文學運動，十七年文學中所體現的對新型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與訴求，無論從歷史進程的合理性，還是從價值形態對其時現代性危機的對抗性來說，都是不容否定的，而十七年文學研究的新景觀，則是學界面對過去與今天的探索得以深入的焦點與突破口。諸如:由於今天與十七年時代語境之不同，對十七年文學中所蘊含的價值形態，是否應該在歷史事實層面與現實價值需求層面上給以必要的區分？十七年文學中所蘊含的價值形態，是建立在原有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之上的，其精神結構如何？與今天新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形成的精神結構類型有何區別，原有的精神結構類型是否可以移植于新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之中？在1930年代的朱老忠、林道靜們、1950年代的梁生寶們、十年浩劫中的紅衛兵們及今天的五七族學人、知青族學人之間，是否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價值鴻溝？其間的邏輯斷裂或者轉換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應該將對十七年的個體生命懷念、青春記憶與對十七年價值形態的理性思考給以必要的區分？以對人的個性與獨立性的是否認可與成全為標準，馬克思將集體區分為“真實的集體”與“虛幻的集體”，與之相應的則是“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個人”，如此，十七年文學中的個人與集體的關係如何？這種關係在今天的啟示意義又如何？如何在生存論與價值論上對待普通人的個體生命的日常生存？十七年文學在這方面會給我們怎樣的鏡鑒？如何看取十七年文學中的忠誠、獻身、犧牲、激情、對苦難的承當等等精神質素？這些精神質素作為人格魅力，在不同的利益集團中都有著相應的強調，如何對此給以價值界定？如何看取歷史進步與個體生命的關係？如何看取上層社會的精神文明形態？以何種價值姿態面對與關注底層民眾？如何看取十七年對文學功能的神化與今天對文學功能的忽略？如此種種，作為十七年文學研究新景觀中的問題，都是值得我們給以認真思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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