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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傅書華
當今的時代，是一個圖像的時代而非文字的時代，一方面，無論從人數還是從每個人的時間分配來說，公眾中的大部分人的大部分休閒時間，用在影視方面的時間要遠遠地高於用於文學方面的時間，一代青少年，甚至幾代青少年，幾乎可以說，就是在電視機前長大的。小說的暢銷，往往是因同名影視的熱播而引發，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今天，有多少人還在讀文字小說呢？然而不看影視的人卻幾乎是沒有的。但另一方面，從事電影創作、評論、研究的隊伍，無論就其人數還是水準，均遠遠不及從事文學創作、評論、研究的隊伍。面對如此巨大、懸殊的落差，文學創作、評論、學界，卻少有人願意轉向影視的創作與評論、研究，雖然從經濟回報來說，後者要遠遠地高於前者。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固然多多，但從文學性、學術性角度來說，認為影視次於文學卻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從事文學創作、評論、研究的人，認為文學才是文學性的最高體現，才能最大地實現自己的文學、學術水準，認為影視只是大眾文化產品，文學含量、學術含量偏低，“屈就”大眾，只能導致流俗，只會影響自己創作、評論、研究水準的實現與發揮。所以，許多有實力的文學作家，雖然出於經濟的考慮，也會介入影視創作，但卻絕不會將其作為自己的畢生之作而嘔心瀝血。所以，許多有水準的文學評論家、學者，大多不願將主要精力用於對影視的評論與研究，即使是偶爾客串，也是多從也只能從思想內容方面給以評說，受自身知識結構的制約，對影視作品的藝術性，則只能是三緘其口了。所以，在學界，雖然受西方及時下文化境況的影響，對大眾文化的研究已成顯學，但具體到影視這個門類，則普遍地認為影視史、影視研究界“水”很淺，從而不願投身其中。
面對如此的影視創作、評論、研究的現狀，不能不讓人感念趙樹理的創作。趙樹理在進行創作時，為了能讓老百姓喜聞樂見，是不在乎自己的創作在文壇的位置的高下的，甚至寧入“文攤”而不進“文壇”。在他的創作後期，他把大量的精力用於戲劇、戲曲的創作，用他的話說，老百姓雖不識字但卻識理，因之，較之小說，戲劇、戲曲更易為老百姓所接受。在這其中，我們看到的是，趙樹理並沒有去計較小說與戲劇、戲曲、話劇在文學性上的高下，而是更多地考慮到老百姓的接受。今天影視接受與影視生產如前所述的巨大落差，還不由得讓人想到1942年的太行區文化工作座談會。在那個會上，一方面是新文藝家們眾口一詞的文藝要為農民為大眾服務的真誠的卻又是脫離農民脫離大眾的呼聲，一方面是趙樹理在大會上所展示的農民以舊文藝作品如《三俠五義》《五女行唐傳》為自己的主要閱讀對象的實際狀況，二者之間的巨大落差，與今天影視接受與影視生產的巨大落差是何其相似乃爾。而趙樹理，正是在這一落差中，以走下“文壇”步入“文攤”的行動，以自己的創作實踐，成為一個文學時代的旗幟。面對這樣的一面旗幟，面對今天影視生產與影視接受的巨大落差，我們的創作界、評論界、學界又該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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