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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死疲勞》批評的回應
莫言 崔立秋
崔立秋:《生死疲勞》這部小說出來之後，批評界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讚揚者認為它是一部史詩性作品，批評者則認為它幾乎一無是處。前不久在《文學報》(2006年7月6日頭版)上看到北大學者邵燕君的一篇文章《放棄難度的寫作》，對您這部小說的創作提出了質疑。邵文這樣說:“無論從當代創作的角度，還是從莫言自身的創作角度來看，都沒有提供有意義的新質，更不用說有探索性的挑戰。也就是說，這是一次雖有長度但缺乏密度並且放棄難度的寫作。”您如何看待邵燕君的這個評論呢？
莫言:我沒看她的文章，請您簡單地介紹一下文章內容。(略)我一貫地認為，文學批評只要是能夠自圓其說，能夠順理成章，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價值。作家在寫作的時候，肯定要往最好裏去寫，肯定要把作品寫得比較滿意了才拿出來。拿出來之後，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反應，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這是非常正常的。聽到別人說好，當然自己會很興奮；聽到別人說不好，也會很興奮，但那是另外的一種興奮。我認為邵燕君的批評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崔立秋:邵燕君在文中首先批評的是您這部小說的寫作的速度，她說:“寫作的速度和品質到底有沒有關係？至少對於長篇小說來說，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長篇不是可以靠靈感一揮而就的。有難度的作品就是寫得慢，放棄難度的作品，才可能超速生產。”
莫言:她當然可以這樣批評，我也可以做一些適當的解釋吧？我覺得寫作時間的長短本來不應該是作家向媒體宣佈的一個話題，但是有人要問，也不能不說實話。面對媒體，我確實感到左右為難。你們提出問題，我如果不回答，就顯得傲慢無理，而且也不尊重你們的勞動，但如果要回答，就必然要有漏洞，甚至授人以柄。書出來後，有人問我你寫了多長時間，我不能把43天說成43年，只能實事求是地講。此外，我並不認為寫的時間長，就必然會出好作品；相反寫的時間短，就必然出不好的作品。雖然我寫了43天，但是我讓人幫我錄入電腦以後，一直在電腦裏修改，連續修改了好幾個月才拿出手來。這部小說修改的時間超出了實際寫作的時間，我講這個實際寫作是指寫完初稿、寫完那900多張稿紙的時間。這裡也有我的問題，我應該把修改的時間算在寫作時間裏，沒有必要那麼自鳴得意地宣佈只寫了43天。當然，即便加上修改的時間，相對於這樣一部49萬字(版面字數)的小說，也不夠長。
崔立秋:邵文還對小說的章回體這種形式進行了批評。她說:“‘章回體’的運用也是外在於文本，小說的結構並無‘各章回自成段落’的特點，敘述者也無‘說書人’的特質，除了‘字數長短’外，把章回回目換成西方小說式的章節標題並無分別。”
莫言:我們古典小說裏的章回體實際上是集市上說書人所留下的一種痕跡，他要收錢，要賣關子，就且聽下回分解，後來就演變成章回體。那時候的章回體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也是敘事的一種節奏，它在編故事的時候，事先想到一種關節，一種轉折。我對古典小說缺乏研究，上述粗淺認識，難免貽笑大方。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已經說過，章回體在《生死疲勞》這本書中，只不過是雕蟲小技，完全可以不要這個章回體，這一點邵燕君看得很準確。我的本意只是想讓讀者閱讀的時候更加醒目一點。我自己在閱讀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的時候，如果是一、二、三、四那麼分的話，看一會我就糊塗了；我想，假如用了章回體，在閱讀的時候就方便了許多。另外，我也確實想用這種方式，喚起讀者對我們偉大的古典小說傳統的一種懷念，當然也是我對古典小說的致敬。《生死疲勞》中章回體的使用並不是什麼發明和創造，這是我對媒體講的原意。至於此書有無“說書人”的特質，這個就比較難說了，我自己認為，多少還是有一點的吧？
崔立秋:您如何看邵文所給出的“放棄難度”的寫作這一評價？
莫言:什麼叫有難度？什麼叫沒有難度？難讀的小說未必就代表了我心目中的難度。《尤利西斯》閱讀的難度非常大，但是寫作的難度未必有多高(這是我的狂妄之見，抱歉)。我想，這個所謂的難度，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很抽象又很豐富的概念。她說沒有難度，那是她自己的感覺和判斷，她有自己的難度標準。我可以不同意她的判斷，但我必須尊重她的判斷。不過我自己感覺還是有難度的，有難度與一日萬言並不矛盾。寫得艱難和小說的難度，不是一個概念。這部小說除了講到了六道輪迴，講到了土地改革中過左的政策，更多的內容還是在後邊。土改這個問題，實際上只是這個小說的簡單背景，這確實算不上什麼藝術創造，大概更是個政治問題，代表了作家對歷史的反思和政治勇氣。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張煒先生的《古船》就涉及到了，後來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我本人的《紅耳朵》和《豐乳肥臀》，都涉及到了這個問題，楊爭光先生的《從兩個蛋開始》尤鳳偉先生的短篇小說和劉醒龍先生的《聖天門口》都涉及到了。我著力塑造的實際上還是像藍臉、洪泰嶽這一幫人，著力想揭示的是從1949年之後，中國農民和土地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實際上也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村最重要的問題，農民和土地的關係，決定了農民對土地的態度，決定了農民對土地的情感，也決定了一個時期社會的經濟的繁榮與凋敝。我對藍臉這個人物傾注了心血和感情，在當時那個年代裏，有這樣一個敢於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敢於不向大多數人投降的人，我覺得他身上包含了很多寶貴的素質，最後經過歷史的發展，證明他的這種堅守是有道理的，是有價值的。還有洪泰嶽，這樣一個人，也是一大批農村幹部的代表。80年代的鄉村改革，土地承包到戶，現在看起來很簡單，但在當時，那是驚心動魄。吊詭的是，不但像洪泰嶽這樣的人反對，甚至連一些地主、富農的後代都反對。洪泰嶽們的堅守和犧牲，現在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他雖然那樣悲壯而滑稽地死了，但他保持了人的尊嚴，因為他也堅守了自己的信仰併為之獻身。這就像雖然共產主義在蘇聯和東歐失敗，但那些早期的真正的共產黨人的理想和奮鬥，依然有許多令我感到肅然起敬的東西。我認為我發現了歷史當中一個有價值的個性和一個沒有價值的個性，這個沒有價值是社會歷史意義上的，不是文學意義上的。從文學意義上看，洪泰嶽也許比藍臉更有價值。至於六道輪迴，其實是一個時間問題，是這部小說的時空結構。這些是我要表現的重點，或者說是我自認為《生死疲勞》這部小說最有價值的地方。而像章回體、土改等，確實沒有什麼難度，誰都會用會寫，但我的著力點並沒在那上面。
崔立秋:最後，請簡單談談邵文對小說語言的批評。
莫言:關於語言問題，這更是沒有辦法的事，魯迅的語言是公認的經典語言，但不也被一個名叫老志君的香港學者和台灣的李敖先生挑出了許多的毛病嗎？魯迅尚且如此，何況我這樣的膚淺後學。我不同意老志君和李敖對魯迅文體的判斷，但他們的判斷提供了另外的思維向度，當然有理由存在。有不同的聲音，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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