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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張宗剛
1990年代以來，“大散文”成為一個頗為熱絡的語詞。何謂大散文？如何理解大散文的“大”？顯然，僅僅注重長度和鋪排不是大散文。本真意義上的大散文，應該富於內在的風骨、精神、穿透力，具備壯美、崇高、峻拔、傲岸的氣象與質地，能夠彰顯創作主體的現代人格，思想啟迪與審美衝擊並重。“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這話指涉的正是一種大散文特質；魯迅那些寸鐵殺人一刀斃命式的隨筆雜感，無疑也更為接近大散文的藝術精神。
這些年，散文創作掙脫“短平快”的輕量級文體的拘囿，完成了從寫什麼到怎麼寫的本體性嬗變，但在擴容和加密的過程中，又不免出現新的問題。今天的大散文，可謂雄心與浮躁並存，放縱與迷失同在，開疆擴土與好大喜功兼備。自從余秋雨的大散文閃亮登場，偌多的寫手蜂起踵武，不少文學刊物競相開闢大散文版面，一些出版機構亦有計劃地推出了大散文作品。問題在於許多大散文作者的創作不是從心靈、感悟和思想出發，不是著意于散文的力度、高度、深度、寬度，而似乎僅僅是為了比賽長度，這使得他們打造出的文化大散文，某種程度上淪為抻面的活計、勾兌的手藝，成為一種流水線操作下的文字“馬拉松”。部分作者在貪大求全心態的導引下，把散文當成了一隻可以胡塞海填的大筐，篇幅竟能長達數萬言、十余萬言乃至二十余萬言，可謂豪情滔滔，欲與長篇小說試比高。如此肆意膨脹的做派，必然導致大散文本應具備的雄健、陽剛、渾闊、簡約等美學特質蕩然無存。
我認為，當今散文特別是大散文，更多需要的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化書寫而非文人化書寫，是知識分子書寫而非士大夫書寫，是思想者書寫而非名士書寫；但綜覽余秋雨、賈平凹等人的創作，甚至包括老一輩的張中行、汪曾祺、孫犁在內，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文人書寫、士大夫書寫、名士書寫的特點，而鮮有文化書寫、知識分子書寫、思想者書寫的特徵。幸而在韓少功、史鐵生、張承志、朱學勤、潘旭瀾、筱敏等人的作品中，我們尚可感受到某種天問式的高貴情懷，感受到面對世界和現實的非凡勇氣，感受到拷打一己靈魂的慘痛酷烈——大散文的首要衡量標準，即是否具備現代意識和現代情懷。遺憾的是，當下偌多身份顯赫的名家，縱然文采風流，筆燦蓮花，終因了骨子裏的庸常守舊，與大散文的現代精神擦肩而過。
近年致力於長篇散文的新銳作者為數尤多。其中，祝勇的《舊宮殿》一書，文字結實華麗，格調熱烈蒼涼，再兼體式的開放與靈動，輔以感同身受的悲憫情懷，允稱翹楚。能把長篇散文調弄到這般耐品耐讀的火候，不辱“大散文”名號。另一新銳散文家張銳鋒的作品，則在傾力顛覆傳統模式的虔誠探索中，常常罔顧公眾審美趣味而偏師遠征，以至耽于哲理，溺于玄思，蹈向自說自話的晦澀的個人主義之泥淖。可見，長篇散文不一定就是大散文，而“大散文”難為，誠非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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