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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 邵燕君
嚴歌苓的寫作向以尖銳的女性體驗和銳利的語言風格見長，她去年發表在《上海文學》第3期上的中篇《吳川是個黃女孩》將孤身女子的飄零感和海外遊子的漂泊感融為一體，演繹得盪氣迴腸，堪稱2005年中短篇小說的“壓卷之作”。
新出版的長篇《第九個寡婦》(作家出版社，2006年3月)仍然寫女性，但是作者顯然志不僅於此，而是希望借助抒張女性的“自然本性”，來翻轉“不自然”的歷史——只認人倫親情、毫無“政治覺悟”的王葡萄在土改時，將被槍決(僥倖未死)的“惡霸地主”公爹藏于地窖二十多年，直到“改革開放”才重見天日，由此翻轉了《白毛女》的故事，王葡萄以其“渾然不分的仁愛與包容一切的寬厚”守住了人生的“常”。進行如此巨大的歷史翻轉需要作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和獨立的思考，其依據的主導觀念不管在理論層面上是否能自圓其說，至少在小說的文本世界內應具有說服力。然而，嚴歌苓在這些方面顯然力不從心。整個故事就靠王葡萄“天性生蠻”的“一根筋”性格來推動，顯得任性而執拗。
這樣“一根筋”的女性形象在嚴歌苓筆下並不陌生。其代表作《扶桑》(1998年出版，曾獲台灣“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獎”)中，那個19世紀被賣到美國為妓的扶桑，就是“從從容容地聽從本能的體認，以三寸金蓮走過一個又一個災難”。在嚴歌苓看來，這些“一根筋”的形象之所以能成立，在於她們體現了女性“自然的本能”。然而，真有所謂獨立於社會歷史之外的“女性自然的本能嗎”？“女性”本身豈不就是一個歷史建構的概念？扶桑這樣的“東方女性”和王葡萄這樣的“天生地母”豈不正集中體現了西方社會和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想像及塑造？也許是為了佐證故事的可信性，作家在幾次座談會上都強調，王葡萄的故事是有原型的。然而，在文學的世界裏，只有一種真實可以被認可，那就是文學的真實。這需要作家對人物及其生活的環境有著深透的理解。比起像《吳川是個黃女孩》等小說中那些與作家血脈相連的複雜女性，王葡萄這樣的“理想人物”像是從理念裏催生出來的，其純之又純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態其實很像當年芭蕾舞臺上的白毛女——別忘了，白毛女也是有原型的。以這樣的人物去貫穿歷史，歷史必然會被再一次地簡單化圖解。
或許是迫於文學評論乃至文學史的無形壓力，近來幾位以寫女性經驗著稱的女作家紛紛從“小敘述”走向“大歷史”。然而寫大歷史就能出大境界嗎？當年張愛玲就有過不成功的嘗試。今天奠定張愛玲文學史地位的並不是《赤地之戀》那樣的“大歷史”，而是《傾城之戀》那樣的地地道道的“小女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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