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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余華《兄弟》為例
本月撰稿 邵燕君
《兄弟》上部出來後，評論界先是一片尷尬，直到下部出來後，才是罵聲四起。主要看法是，余華不再是余華。但是，如果不管余華，單說《兄弟》，我倒覺得下部比上部要“像樣”。在下部中，那種“余華式的難受”被徹底滌除了，一路順暢歡騰。到這裡，小說才真正找準了定位——這是一部可以贏得廣泛受眾的暢銷書。即使不借余華的名頭，只要宣傳得當，相信《兄弟》仍能暢銷，改編成電視劇也會很好看。這不僅在於《兄弟》寫了很多性，很多暴力，寫得很煽情很刺激，而更在於《兄弟》扣準了大眾心中隱藏的口令，順應了大眾內心的情感趨向，這就是對強勢者的崇拜。
一部暢銷書是否成功，其核心要素即在於是否能夠準確地傳達社會大眾一致認同的價值觀念，並通過藝術手法製造幻覺，使這樣的認同變得天經地義、自自然然。與之相應的，是提供一套大眾熟悉的文化代碼，讓人順眼又順心。而純文學，特別是具有先鋒精神的純文學，所要進行的恰恰是價值觀念上的懷疑挑戰，語言形式上的陌生變形——這正是當余華被稱為“先鋒余華”時的作品特徵。其實，最能表現“余華特徵”的長篇是《在細雨中呼喊》，到了《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的階段，余華已經“順”了，但在語言結構上頗為講究，在情感上也傾向於處於社會邊緣、底層的“小人物”。到了《兄弟》，則一切都大順特順了。於是，在結構上，我們看到電視劇的“板塊”；在語言上，我們看到段子的“幽默”，在價值傾向上，我們看到“成功人士”李光頭的“強詞奪理”。
《兄弟》中，宋鋼和李光頭兄弟二人與其說各自是善與惡的代表，不如說是強與弱的代表。我們看到的不是善惡對抗，而是強弱對比，其結果不是善惡有報，而是弱肉強食——這或許正是我們這個社會普遍認同的時代邏輯。然而，問題不在於民眾認同什麼，而在於作家站在哪一邊，他想讓讀者認同什麼。《兄弟》寫苦難，但聚光燈始終打在“成功人士”李光頭的身上。李光頭一齣場時只是個小流氓、小無賴，但隨著情節的發展，這個人物形象越來越光彩奪目。他是慾望和罪惡的化身，但這慾望和罪惡在人物身上煥發出的是一種神話般的力量，生機勃勃，奔涌不息，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到最後，我們發現，這個人簡直十全十美:他是劉鎮的GDP產值，福利廠殘疾工人的衣食父母，救助宋鋼的好兄弟，深愛林紅的好情人……《兄弟》似乎涉及很多主題，比如倫理、比如道德，甚至比如政治。但其真正的主題其實是強勢崇拜——在一個全民以狼為圖騰的時代，順致羊對狼的頂禮膜拜。或許，這在余華也是不自覺的，現實生活中的他大概早已從邊緣進入主流，與之稱兄道弟的如果不是李光頭們，至少也是劉作家們。在這樣的生活狀態中，如何再能發出細雨中的呼喊？如何再與福貴、許三觀們血淚共泣？
所以，人們最需要討論的不是《兄弟》為什麼這樣差，而是“先鋒余華”如何喪失了其獨特的藝術品質而順流而下？作為“中國當代最優秀的純文學作家”，余華“十年磨一劍”拿出的作品，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暢銷書——這樣的退化不僅出現在余華一人身上，而是暴露了相當一批“著名作家”的寫作姿態、寫作狀態和寫作能力，由此構成的“余華現象”值得更深更廣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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