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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王宏圖
不久前，張頤武先生爆出驚人之語，“一個姚明，一個章子怡，比一萬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長今》就是南韓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個好例子”，“要像重視孔子一樣重視章子怡，中國文化才會有未來。”此言一齣，立即激起軒然大波。不少人認為張頤武觀點偏頗，在他們眼裏，作為當紅影視明星的章子怡缺乏文化底蘊，無法代表中國文化，而且從價值意義上說也與孔子這位在歷史上曾被追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的文化先賢沒有可比性。
乍看之下，人們對張頤武的不滿有著充足的理由。設想一下，在德國，如果有人把頂級名模克勞迪婭與歌德相提並論，肯定也會引起非議。然而，我們這兒要問的是，儘管孔子是中國在世界上廣為人知的文化符號，孔子是否真的能代表中國文化？
儒學的熱誠擁躉者自然會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這樣。但對中國文化史稍有了解的話，便不難發現，這只是歷史上獨尊儒術的後果。在先秦中國文明的軸心時期，儒家只是眾多思想學派中的一員，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陰陽家，它們互相爭鳴辯駁，造就出一個激揚震蕩的多元思想空間。其後，由印度傳入的佛教經過多少世紀的文化衝撞與融合，孵化出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禪學。自然，由於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在漢代以後長期處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它對塑造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起了重大作用，但老莊的道家學說影響同樣不容小覷。它和儒家一起滲透到中國人的心靈中，構成“儒道互補”的特徵。它在西方思想的影響可說超過了儒家，數百年來，《老子》一書單德文譯本就有七十余種之多。而兵家的影響更是源遠流長，近現代西方的許多軍事將領對《孫子》一書也是研讀再三，情有獨鍾。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可謂中國文化一個重要的符號，但決不是全部，更不是惟一的符號。孔子決不能等同於中國文化，不能通吃中國文化，後者的內涵遠比孔子要豐富駁雜。
張頤武這番言論激起的風波，與其說是學理上的論爭，不如說是思想觀念上的衝撞。近年來，在文化民族主義聲浪漸高之際，新儒家的影響也日趨增強。面對現代性進程遭遇到的價值缺失和焦慮，許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傳統的儒家，想從中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人們尊敬孔子，是因為他們相信在他的亡靈面前能找到溫馨的家園之感，能將傳統價值發揚光大。我們要追問的是，在孔子那裏，真能找到當代中國人心靈的家園嗎？
回答是不能。顯赫一時的孔子的儒家學說在近代並沒有保祐國人逃脫西方的入侵，並沒有輔佐國人鍛造出一個新生的文明。雖然它含有不少有價值的元素，但光靠它根本無法應付現代化浪潮的衝擊。自然，中國人新型的文明不可能單靠移植外來思潮來塑造，它需要與傳統建立起富有生機的對話關係，但這並不僅僅局限于孔子。而中國歷史上眾多的思想學說則提供了一個在孔子之外的豐富的精神圖譜，可供人們借鑒，以汲取新的精神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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