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撰稿何向陽
現代知識分子寫作和中國民間本土寫作，理論界認為是中國文學的兩大傳統。趙樹理，魯迅之後最能深切體察農民的現代作家，卻隨著時代發展文學更新，在人心目中被定型為一個一定時期（解放區文學）一個傳統（民間本土創作）一定對象（寫翻身農民）的“板話作家”。他的啟示也多局限于口頭性文體，評書式寫法，大白話，這種對“五四”新文學歐化句式的顛覆與話本章回小說語言移用基礎上的個人創新，被大眾化通俗化的簍子裝起，遮蓋了鋒芒，他從魯迅身上抽出的線頭，對農民不僅政治、經濟、制度，而且文化、習慣、風俗，更有心理、靈魂、精神的書寫，在最基層最前沿的反封建上，他接過魯迅的筆，在二諸葛、福貴身上續寫阿Q，以小二黑、李有才越出阿Q的一面反未受到關注。
黃修己記錄《文藝與生活》一文中，趙樹理說過這樣的話，“農村反封建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不要以為進入社會主義了，就小看了這個問題”。事實是，小二黑、李有才之後，他還寫了《鍛鍊鍛鍊》，“小腿疼”、“吃不飽”難說超出以往，但重溫焦祖堯輯錄長影廠講習班他以下的話不無有益：“從概念出發，他就會提出‘這像社會主義新農村嗎？’這樣的問題。其實，這不是像不像的問題。你跑去看一看吧，你跟我到一個大隊去住幾個月吧，……因為從概念出發和從事實出發，結論不常是一樣的。”
血肉聯繫不是空話，關鍵是從哪出發。近讀趙樹理《也算經驗》，文中講他與人物，“連我自己也差一點染到裏邊去”。自然想到魯迅“連自己也燒在那裏面”。這種越過鄉村景物水土地氣的設身處地，是“我”的寫作，是寫“我”的，儘管這一點並沒有被我們認識。倒是周揚早年評論一語中的，“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沒有以旁觀者的態度，或高高在上的態度來觀察與描寫農民，……是以農民直接的感覺、印象和判斷為基礎的”。但是談何容易。連趙樹理自己都感慨“專業化以後，我在農村沒有戶口了。這是個問題。有些事情人家就沒有向你說的必要了”，他在家鄉找了據點，不想做“生去的一個客人”，不想聽“一些冠冕堂皇的話”，而想成為“知心人”，真正融入農民當中。
新近發表的高曉聲1988年在密西根大學題為《中國農村裏的事情》的講演，也大略表達了這個意思，45年的村莊生活，5代人的休戚與共，“我幾乎無需了解他們，就能夠知道他們在特定情況下的思想感情”，高的說法是，“把自己的一分力量加進到裏面去”，“我就這樣變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個才活下來”。
貼近，意味著存在了疏遠。疏遠到家鄉成了故鄉，疏遠到可以俯瞰，表達憐憫，疏遠到離開傳統，雖然一代新人仍說魯迅。這時，有了莫言的“撤退”，從流行的翻譯腔調“退”到貓腔的戲文，莫言不滿于自己還有洋派的東西，“沒有像趙樹理的小說語言那樣純粹”。貓腔不算成功，語言的個人化尋求卻預示開始，那個傳統，尚有活水，沒有塵封。果然，2001年他講“作為老百姓寫作”，以此規避，與扮演啟蒙者居高臨下的“為老百姓寫作”區分。“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維來思維”，“也就是寫自我的自我寫作”。三年前，鄭州越秀講壇，一博士問，對得諾貝爾獎有無自信？莫言答：我奢望拿到趙樹理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