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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范培松
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批評有些文學評論家，如此說：“看文學書而不懂鑒賞，恰等於帝皇時代，看守後宮，成日價在女人堆裏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卻無能力！”話說得是刻薄些，但若看看當今文壇上的一些挂著這樣那樣文學評論家頭銜的，尤其是個別散文評論家，在他們身上確實可以聞到一點“太監味”。
對於文學作品的評論，我一直認為，講究這樣的方法或那樣的方法確實是需要的。許多西方文學評論的流派被引進來，也確實讓人耳目一新。
不過，方法最先進也離不開基礎，即對作品的鑒別。好比對文物鑒賞時，先得對一個文物鑒定：是屬於哪個朝代的，是真的還是假的，爾後才能鑒賞，評估出它的價值。說得絕對些，沒有鑒別，就沒有評論。可是我們當今的一些散文評論家，他們的評論實在令人吃驚。
手裏就有一本名為《審判余秋雨》的專著，是××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我因為研究散文，余秋雨又是文藝熱點，所以一見到關於評論余秋雨的書就買，尤其是“審判余秋雨”，更激發了我買的興趣。
誰知到家一翻開，我感到實在吃驚，這本專著是“倣照法定審訊程式編造了許多訴訟狀”。正兒八經地倣照法定審訊程式，編造了許多訴訟狀，進行審判。“余秋雨散文”的主要罪狀是“謀殺了散文的嚴謹與莊重”，“謀殺了散文的真實與平易”等，作者用“審判”“謀殺”來評論散文，這是作者的自由，作者用這種策略抓讀者的眼球，也可理解，但通篇對余秋雨的散文的“審判”，是危言聳聽，沒有絲毫學術可言，用“惡作劇”形容它，並不過分。我讀了之後，一是佩服作者有勇氣，寫出這樣的散文評論，二是佩服出版社有勇氣，出版這樣的散文評論。散文評論界讓這樣的文字充斥著，我感到悲哀。
或許，這是極端的個案，但是現在不負責任的捧殺和罵殺的評論文章還少嗎？
評論本來就是一種再創造。對一個作家，比如余秋雨，可以讚揚，也可以批評，但必須有一條原則，是好說好，是壞說壞。有多少好說多少好，有多少問題說多少問題。這是原則。我曾經認為，一部（篇）文藝作品，以三類分，一類是經典性的，二類是有特色性的，三類是一般性的。作為一個文藝評論者來說，起碼應該有鑒別這三類作品的能力，如果把一類定位二類，或把三類定位二類，這還可理解，如果把三類捧為一類，或把一類貶為三類，就是笑話，人們有權懷疑你是否是“太監”。
可惜當今文壇上，這樣的笑話，卻時常在發生。
不當“太監”，能否作為我們從事評論的工作者的一條要求？如此，或許那些胡捧惡貶的文章可以少一些，文學的天空也從此會更純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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