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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范培松
現在是遊記氾濫的時代。
感謝改革開放，生活提高了，錢袋鼓起來了，政策開放了，國內國外可以漫天飛，公款、私費把旅遊業攪得火紅火紅的。遊完回來，餘興未已，於是遊記就成批量地涌現出來。每個散文家似乎都酷愛寫遊記，毫不誇張地說，在知名或不知名的散文家出版的散文集中，百分之九十都會找到遊記。遊記仿佛成了肥肉，搭配進散文集出售。現在，真是遊記的天下。
那麼，這些遊記的品質如何呢？我記得余光中對中國的遊記，曾作過如下評論：“山水遊記的成就，清人不如明人，民國初年的作家更不如清。”明白無誤的意思是：一代不如一代。看當前遊記的狀況，完全可以把余光中的話繼續下去，20世紀末的遊記不如20世紀初的遊記。說老實話，我對一般遊記，從來不看。有時實在需要，如到某地旅行，就找名人的遊記來看看，作些參考，前年去埃及，臨時抱佛腳，找來《千年一嘆》，文中寫到埃及：“旅館號稱四星級，實際上相當於一個小招待所，……衛生間的洗澡設備也不能用。”我和同行的幾位作家受了它的影響，旅行包裏塞滿了草紙肥皂之類，但一到那裏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這種出入我認為也是難免的，千年一嘆也難免一誤，我對該書作者沒有絲毫責怪之意。我所要說的，當今的遊記的病症，不是指事實的出入（當然這也是不允許的），而是指大多數遊記是“人民公社化”的產物：都是旅行團的集體旅行，就像以前的公社集體化，乘同一班車，看同一個景，跟同一個導遊，買同一本說明書，結果寫出大同小異的遊記，或是一個景點的文學的說明書，或是說明書的文學說明。這樣的遊記，怎麼不會令人反胃？
我想起了徐志摩，他提出遊覽山水要“極端自私”。他提出遊覽，就是要到草坪上滾，要到水裏去浪。他遊康橋，是完全融到康橋中，最後寫出的《我所知道的康橋》，雖然稱不上絕唱，但我們從中看到的“康橋”卻是徐志摩的“康橋”。大概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真正的遊記精品都是作者“自私”的結晶。
徐霞客所以成為遊聖，就是因為他的篇篇遊記中記述的山水都是徐霞客的。
歌德對荷蘭藝術大師呂邦斯在一幅風景畫中處理自然景色的藝術如此評述：“呂邦斯正是用這個辦法來證明他偉大，顯示出他本著自由精神站得要比自然高一層，按照他的更高的目的來處理自然。”當今的遊記缺少的就是作者沒有用“更高的目的來處理自然”，因此，作品中的“自然”，沒有“比自然高一層”，僅僅是複製而已。說到底，在遊記中不見“自私”的“我”。
遊記中必須有“我”！有“我”則美！
要寫遊記，就要從遊抓起。還是徐志摩說得對，我們應該以“活潑無礙的心靈境地”去享受山水自然的美，真正把自我的感應貢獻出來，“自私”一點，或許遊記才能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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