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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李美皆
話語和話語空間的均衡與相適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但話語和話語空間卻常常是不能恰如其分相得益彰的。有的人擁有大量的話語空間卻沒有真正的話語，因此只能濫竽充數；有的人擁有許多的話語卻沒有空間去言說，因此只能做沉默的大多數。話語在尋找它的空間，但空間卻總是為那些沒有話語的人準備的，此種悖謬不難發現。
文學的話語空間，說白了，就是發表空間和出版空間。發表和出版如果僅僅是受制于市場機制，倒還單純得多，如果是受制于其他，問題就來了，“供求”關係複雜，而且永遠是“供不應求”。
那麼，一個人應該是先有話語再來尋找話語空間，還是先有話語空間再來生產話語呢？話語和話語空間是否能量守恒，並因而彼此消長呢？沒有話語的空間和沒有空間的話語哪一個更可取呢？
“如果我有某人的話語空間，我會比某人出色得多。”——懷才不遇者可能會這樣說。可是，營造話語空間本身就會耗費人的精神能量，擠壓人的話語，甚至剝奪人的話語慾望和能力。話語慾望和能力在這個過程中被消解了。話語空間的謀取消解了話語慾望和能力，從而消解了話語。所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話語空間的獲得，也必須要合“道”。那麼，這個“道”又在哪呢？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這個問題。對於那些有話語而又不懂“道”的人，似乎就只有等待了，這也算是一種消極的積極吧。
可是，文壇內等待話語空間的人，卻像施粥棚前排長隊的，多得根本看不到盡頭，可憐可嘆而又可歌可泣。固然，可以發出一兩聲“安得廣廈千萬間”的浩嘆，但浩嘆又能解決什麼問題呢？這時候，對於一個消極的積極者，伯樂簡直比明君還值得期盼。也許等待的就是伯樂。
什麼樣的人可以算伯樂呢？沒有任何附加功利、僅以發現千里馬為自我價值體現的人。也許“發現千里馬”並不難，“沒有任何附加功利”才是真正困難的。所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如果伯樂同時也是千里馬，他會更偉大。如果伯樂只是伯樂，他仍然很偉大。如果劣馬佔據在伯樂的位子上，那就可怕了。話語權的濫用，往往就是指末一種情況。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這句話不好，似乎千里馬是否能夠成為千里馬全部依賴於有沒有伯樂了，太讓人絕望。應該不管有沒有伯樂，千里馬都是千里馬，只是不為人所知罷了；這樣才會給那些沒有話語權的人一種真正的肯定。遲子建的《北極村童話》寫完後曾投給兩家刊物，均被退回，遲子建自己都已喪失了信心，直到一個偶然的機會，《人民文學》的編輯朱偉發現了它，並問遲子建：“為什麼不早些寄給《人民文學》？”難道遲子建是從朱偉發現她的那一刻起才變得優秀的嗎？不是的。但朱偉卻在發現《北極村童話》的那一刻變得優秀或更優秀了。伯樂的價值就體現于千里馬的被發現。所以，伯樂與千里馬，這是價值的雙贏。伯樂與千里馬，必定要相互尋找。
當今文壇，不要說伯樂，能稍微包容“異己”的人都少見了，基本唯“自己人”是舉，倘不是自己圈子裏的、不認識的人，只恐連看一眼都不會，更懶得去發現了。文學的價值和現實的考量，如同胳膊和大腿，誰擰過誰是顯而易見的。沒有話語的空間和沒有空間的話語實際上區分開了文壇的入世與出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捨。偏激一點，也許可以這樣表達：在文壇所有可以犧牲的東西當中，最先犧牲的總是文學的價值。
能夠運用自己所擁有的話語權為有價值的話語提供空間的人實在是功德無量了。就像祝賀有情人終成眷屬一樣，祝賀有價值的話語都能找到自己的空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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