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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王曉漁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開場白，被無數人在無數種情況下引用：“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我們直接上天堂，我們直接下地獄。”這段話幾乎窮盡了一個時代的各種可能，哪怕引用者閉上眼睛，也不用害怕把它放錯地方，總有一個形容詞適合他筆下的對象。那麼，狄更斯寫下這段話為了“左右逢源”麼？事實上，狄更斯並沒有用“二分法”為那個時代定性的打算，他更有可能是在說那是一個充滿“悖論”的時代。我們可以把他的潛臺詞理解為一種“左右為難”：“那不是最好的年月，那不是最壞的年月……我們不會上天堂，我們不會下地獄。”
如果說狄更斯用這段話跟讀者做了個“鬼臉”，如今的知識分子則更擅長“變臉”。一個作家在面向媒體時會反覆說明自己如何堅持藝術追求，在面向同行時又會用發行量來證明自己的實力，以說明自己寫出了高雅的暢銷書。一個文學批評家在面向其他專業的朋友時會強調自己如何具有文學趣味，在面對自己專業的學生時卻說明自己如何批判現實，自己成了一個優雅的鬥士。一個學者在公眾面前一副“精神導師”的模樣，在知識分子面前一副“群眾代言人”的模樣，好像是雙方的形象大使。魯迅曾把智識階級（知識分子的前身）比作“二丑”，一邊到公子家幫閒，一邊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現在看來，“二丑”已經有些落伍，無非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變臉”的知識分子則更上一層樓，見人說鬼話、見鬼說人話。前者很容易被識破，最後會像蝙蝠一樣兩面不討好；後者則以己之長攻敵之短，萬無一失。
現實生活中“悖論”無處不在，知識分子也會被各種不同的甚至相悖的需求困擾，這本在情理之中。他與眾不同之處，大概正在於對“悖論”的敏感和體認，而不是否認“悖論”的存在。“悖論”通常是一個死結，可是“變臉”的知識分子卻把它變成了“連環套”，藝術和商業通吃、外行和內行通吃、精英和大眾通吃。不可否認，這幾組概念之間並非水火不容，但它們也並非完全相容。在知識分子閃爍不定的面容之間，“不相容”的地方就被視而不見，“相容”的地方被無限放大。拒絕面對“悖論”的他們，自身卻矛盾重重。
這是一個充滿奇跡的時代，知識分子的思想乏善可陳，他們的行為卻花招迭出，“變臉”大概也是他們貢獻給這個時代的最大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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