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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王曉漁
1959年的某一天，威爾頓預備學院的一位新生小心翼翼地朗讀著埃文斯·普裏查特博士撰寫的課文：“要完全理解詩歌，我們首先必須了解它的格調、韻律和修辭手法，然後提兩個問題：第一，詩歌的主題是如何藝術地實現的？第二，該主題的重要性如何？第一個問題解決的是詩歌的藝術性，第二個問題回答的是它的重要性。一旦弄清這兩個問題，判斷該詩的優劣也就不是個太難的問題了。如果把詩歌藝術性的得分畫在圖表的橫軸上，把它的重要性記在豎軸上，計算一下所覆蓋的面積，也就得出了它的優劣。拜倫的十四行詩可能在豎軸上得分很高，但橫向得分一般；而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可能在橫向和豎向上都得分很高，覆蓋的面積很大，也就表明它是一首優秀的詩歌。閱讀本書的詩歌時，請練習這種分析方法，隨著你用這種方法評價詩歌的能力不斷提高，對詩歌的欣賞和理解能力也會日益提高。”
這段“深入淺出”的文字折服了所有的新生，他們認真地做著筆記，甚至在紙上畫出直角坐標，試圖測算每一位詩人的“面積”。正在這時，他們的基丁老師突然大聲宣佈：“我們不是在安水管，我們是在談論詩歌。現在，我要你們把那一頁撕了。”
以上這個故事出自電影《死亡詩社》，它給人一種半真半假的感覺：在現實生活中普裏查特博士比比皆是，基丁老師卻是驚鴻一現。不過，北京大學的曹文軒先生卻在《學府年選·2004年最佳小說選（點評本）》的序言中表達了類似的意思，他說自己在參加各種文學活動時，“聽著聽著，就覺得自己不是在開一個關於文學的會議，恍如在開政治局會議，在開哲學社會科學會議”，充斥著“革命”、“中產階級”、“無產階級”、“全球化”、“現代性”、“東方主義”、“相對主義”、“殖民主義”、“文化”、“強權”這些詞語。他將批評的資源分為“娘家理論”與“婆家理論”，前者指本就是專門用來研究文學的理論，後者指本不是專門為文學而建立、但為文學批評家借用的理論。
當我們說“談論詩歌不是安水管”，肯定不是在否定自來水公司的價值，這似乎不必多言。但這幾年在文學批評界，只要你說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與是否關懷底層沒有必然聯繫時，必然會有人指責你漠視底層。事實上，“底層”和“文學”都很重要，可是我們沒有必要把兩個重要的事物拼貼在一起。正如一個男人喜歡自己的妻子，也喜歡足球，如果他以為妻子和足球在一起會很幸福，那就大錯特錯了。基丁和曹文軒以不同的方式提醒我們，文學需要“回娘家”，而不是被各種充滿誘惑的“狼外婆”帶走。
在電影裏，基丁老師讓學生閉上眼睛毫無顧忌地想像，還讓學生站在桌子上用新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儘管他最後被開除，卻成功地打破了那種安水管式的文學批評。現實不會像電影那樣充滿驚喜，曹文軒特別指出：“理想是一回事，實踐又可能是另一回事。”就在他主編的這本年選中，很容易讀到這種文字：“在新中國，在改革開放20多年後的今天，農民的處境依舊堪憂，如何真實地面對與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是這篇小說提出的問題，也是每一個關注中國現實的人所不容回避的。近年來‘三農’問題已被廣為討論，但在文學藝術中卻很少得到反映，《麻錢》可謂這一題材小說中的優秀之作。”——這不是文學評論，而是“文學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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