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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陳福康
吳佩孚在抗戰期間，能夠最終無愧於做一個中國人，得益於一位老友張國淦的激勵和勸諭。此事現在知道的人也是不多的。張先生在抗戰中做了很多好事，並有一句擲地作金石聲的話：“我不做文天祥、史可法，便當做顧炎武、黃宗羲。人固一死，不能有絲毫含混。”他在戰後給侄子的信中說，這“本是做人分內的事”，此語尤令人感動！
先說說張國淦（1876－1959）其人，那可比閔爾昌的歷史還要“複雜”得多。他先後曾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教育總長、農商總長、司法總長等職。北洋軍閥覆滅後脫離政界，移居天津，從事學術研究，成為中國方志學的“學科帶頭人”。全面抗戰爆發後遷住上海。勝利後出任《文匯報》董事長。新中國成立後，任上海文史館館員、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
抗戰時，吳佩孚的“目標”很大。在日本侵略者的強大壓力和誘惑下，他也曾一度動搖。但在關鍵時刻，大智大勇的張國淦趕到北平，曉以大義，勸阻了吳。戰後，張先生在給侄子的信中，用極簡煉的語句描寫了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在津四年，……吳佩孚住平，我屢勸其出平。及聞其擬與唐紹儀（按，當時日本令他出面組織偽政府）合作，趕至平為吳陳說利害。多方陳說，尚不決定。吳素以關（公）岳（飛）自命，最後我正色問其：‘岳武穆是否站在金人方面，以槍桿向南？’吳赧然，拍案言：‘此事誓不參加！’並告其左右，以後拒見日人。”
我一直想，我們的小說家、戲劇家和影視工作者，如果把這一幕寫（演）進作品中，那該是多麼精彩動人。
張先生還在這封家書中提到“徐世昌為北洋老資格，敵方屢屢利用，我在津就近阻止。”而尤令我注意的是信中還寫到：“王克敏初次在平（按，指王某在1937年12月任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啖以內務。王將去時，曹汝霖來言，敵方軍部傳達內閣意，強我擔任。一面仍嚴厲拒絕，一面向其剖明是非，並誡曹不要加入。及湯爾和病重（按，時為1940年，湯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督），曹又來言，軍部強任教部，兼任王克敏事（時王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內政總督）。復經嚴拒，故改任王揖唐、周作人。”這樣看來，張先生至少三次嚴拒敵方對他的引誘和威逼。而隨後著名文人周作人進一步無恥投敵，出任的就是那“教育總督”。前些年有人想從根本上為周氏翻案，竟說周任偽職乃由共產黨方面動員，目的是為了抵制繆斌云云。今從張先生信中可知，這些任命全由日本軍部和內閣決定，本來他們想“動員”的是張先生；而張先生如果一點頭，那就不只是一個“教育總督”，還得加上一個“委員長”和“內政總督”。但是張先生嚴拒了！
張先生在抗戰時還保護、營救了許多愛國人士，他信中也談到了一些，但他沒有談到他掩護著名愛國文人鄭振鐸的事。還是鄭先生勝利後在《求書日錄》中講到的。說起鄭先生，我又想到他也說過與張先生“做人分內的事”很相似的一句話。當年，鄭先生在“孤島”上海冒著危險廢寢忘食為國家搶救古籍文獻，重慶有關當局覺得應該付一點“勞務費”。鄭先生立即去信謝絕：“書生報國，僅能收拾殘余，已有慚于前後方人士之喋血殺敵者矣。若竟復以此自詡，而貿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稱為‘人’乎？望吾公以‘人’視我，不提報酬之事，實為私幸！”此信今藏寶島台灣。彼岸人士披露此信，讚為“高風亮節”。
像張、鄭這樣的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寫的“人”；而像周作人，在抗戰時是連“作人”二字都有愧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評論者，應該歌頌鄭、張這樣的先賢。我們再也不能容忍無恥吹捧漢奸的言論和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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