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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莉
陳希我並不叫陳希我，他有特別陽光的一個名字。可是，那個名字跟他並不搭呀，開始發表小說時他思忖著改名，因為總喜歡說“我”，那麼，就叫希我吧。這名字果然好，過目不忘。
六年前第一次見到希我時，是個冬天。當時他是福州某雜誌的編輯，和美女作家粲然一起來北京。三個人約在清華南門對面的火鍋店吃火鍋。那天，除了互相介紹外，我和希我還聊過什麼嗎？應該是沒有。我只顧和粲然嘰嘰喳喳講各種話題，電影啊，衣服啊，共同認識的男同學或女同學啊……希我只是聽我們說，然後把菜放進鍋裏，建議我們吃東西。他保持了一個男人的風度，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是，女性談論的話題太瑣屑，他根本沒興趣。
吃完飯去清華東門的“盒子”喝咖啡，希我坐在桌邊隨意地翻書。我和粲然討論到有個作家來清華做講座，現場極熱烈，他把書合上，插話，坦率說起他對這作家作品的看法。你知道，那一刻，咖啡桌上的氣氛一下子不同了，因為，話題變成了“文學”。希我抽起了煙，話匣子也打開了，聊得快活。老實說，我早已記不清我們曾經都說過啥，但那天晚上小方桌上的熱烈情緒以及咖啡的繚繞香氣卻忘不掉，那是我們一去不復返的文學青年歲月。
希我把他第一部小說集《我們的茍且》寄給我——他的每部作品出來，我大約都可以收到他的簽名紀念，我也讀過他很多未發表的電子版小說，坦率地告訴過他我的閱讀感受。我們是同一年讀博士的。後來聊的話題也就常與博士論文有關。2004年底，我們在北京再次見面，他到北圖查資料。
見面後，我們選擇坐特6一起去見朋友。是下午三四點鐘的光景，整個車廂沒幾個人，在巴士樓上的最前排坐著，視野開闊，從中關村到玉淵潭，搖搖晃晃穿過北京城。說話很隨意。比如對當下文壇的看法，比如最近讀哪部小說不錯。如果看到一個路口，他會說起自己從這裡走過。後來，他講到自己的經歷:大學畢業先是到農村中學任教，再東渡日本5年，歸國後目睹一個社會從裏到外的深刻變化——在他的身邊，有人一夜暴富，又有人萬貫傢俬毀於一夕。我想，他是感受過巨大的“震驚”和“痛切”的。
希我溫和、隨性，說話總是笑呵呵，就像我們常遇到的那些脾氣好的男人。老實說，我是有恍惚之感的——這是讀者印象中的“先鋒”和“另類”的陳希我嗎？我甚至覺得他說話太謙和，哪兒有小說中的尖銳氣呢。當然，接觸久了你就明白，他還真是一個對事物有不尋常理解力的人，只是這種尖銳只會出現在文字裏，而不是在人際交往中罷了。他對事情的看法不僅固執而且有強大的說服力，有時你會接受不了，會實在忍不住要反駁——哎，你怎麼能這麼看，你怎麼能這麼說呢？好在，我們也並沒有幾次實質意義上的爭論，對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多有共識。
年初，我偶然得知他患了痛風。希望那是傳言，可卻是真的。多年來，疾病嚴重困擾著他，吃食，在他的心理上，就仿佛是在吃毒藥——“痛得厲害了，連死的心都有。”我很震動。這些年我們通電話，聊天兒，說事情，他沒有主動向我提起，我也沒有問起過他的身體，即使他說身體不太好，我也想當然地以為是年輕人都會遇到的小CASE——查到關於痛風病的各種疼痛、深刻了解他的境遇、又親見他的諸多作品在此間問世，作為多年的朋友，我有複雜感觸。
“我就問他們一句:‘從來如此，就是對的嗎？’”希我跟我講到臺版《冒犯書》被查禁，在電話裏兩次提到《狂人日記》的這句話。除了傾聽我無話可說。我曉得，提這問題並不是一個人在生活中的“文藝腔”。這疑問如此寶貴——在一個習慣常態的社會裏，我們常常忽略的是那些習焉不察的黑暗、疼痛和不快樂，默默地接受那“從來如此”的一切。還好，我們有個“不認輸”和“有點軸”的小說家陳希我。
陳希我，1963年生，福建人。曾赴日本留學，現任教于福建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主要作品有《抓癢》、《冒犯書》、《我們的骨》等。曾獲“人民文學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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