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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
朱燕玲，1963年生於南京，1985年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遂工作于《花城》雜誌，至今。現任《花城》雜誌編輯部主任。
在我所有的朋友當中，最具戲劇性的朋友是朱燕玲。
1989年，那時候我還沒有在刊物上發表過一個字，我把我的一個中篇寄到“《花城》編輯部”去了。和我所有的稿件一樣，我的小說在《花城》編輯部那頭沒有任何消息。——後來我知道了，1990年的下半年，《花城》編輯部的稿件已堆積如山，都摞在地板上了，他們決定“清倉”。戲劇性就在清倉的這一天出現了。一個年輕的女編輯動了惻隱之心，想，再翻一翻吧，也許還有合適的稿子呢，別漏了。她就蹲在地板上，一篇一篇地翻。這一翻就把一個叫《孤島》的小說給翻出來了。這個年輕的女編輯就是朱燕玲。而《孤島》就是我的處女作。
從理論上說，這個時候我應當花上冗長的篇幅來讚美我的伯樂才對。可是，我有更重要的話要說。朱燕玲蹲在地板上，做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判斷，她認定了《孤島》的作者是“七十來歲的樣子”。她給我來了一封信，語調是客套的，也許還是尊老的。我讀著她的信，看著她又瘦又硬的筆跡，同樣得出了匪夷所思的結論，朱燕玲有可能五十齣頭了。之所以沒敢把她猜得太老，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六十歲是要退休的。所以，我克制了我的喜悅，給朱燕玲回了一封信，語氣更客套、更尊老。兩個“老人”就這樣有了書信上的來往，彼此那個客氣的啊，像款款的夕陽，溫馨又從容。
終於有一天，朱燕玲要來南京了。我問她到南京“有什麼事”，朱燕玲用她又瘦又硬的筆跡告訴我:“我回家，我就是南京人哪！”天哪，這麼巧，她居然就是南京人。
就這樣我們在南京見面了。我騎了足足一個小時的自行車。這真是一次戲劇性的見面，我們都驚訝于對方的年輕。因為年輕，又因為燕玲太漂亮，我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要知道，在心理上，我已經做好了和“長輩”見面的打算，可結果呢，燕玲只有二十多歲，差不多和我同齡。——作為一個年輕的作者，我多麼渴望我的伯樂是一位白髮蒼蒼的、滿面皺紋的、德高望重的長者。可燕玲這麼小，這麼漂亮，很不對勁了。我的虛榮心受到了挫折。
我終於被這樣的結果弄得古怪了，也許燕玲也一樣地古怪。燕玲說:“坐吧。”我就坐。燕玲說:“喝水吧。”我就喝水。我記得整整一個下午我都“坐”在燕玲家的客廳裏，認認真真地、同時還全力以赴地“喝水”。在這裡我有必要交代一下當時的文化背景，那時候，年輕可不是什麼好東西，每一個年輕人都眼巴巴地渴望著自己能夠老一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分量”。燕玲對我有知遇之恩，她年輕，我不能責怪人家什麼，那麼，剩下來的我只有自責了。我居然利用小說把自己弄得很有“分量”，我對不起燕玲。
我和燕玲的第一次見面就這樣不淡不鹹地收場了。作為一個寫小說的，我要說，遇上燕玲實在是我的幸運。要知道，在燕玲發表我處女作的時候，退稿已經退得我快發瘋了。是燕玲第一個從黑暗當中向我伸出她的手。燕玲在廣州，我在南京。照理說，我和燕玲能夠相識，命運對我已經很關照了。可是，沒完。我已經說過了，在我所有的朋友當中，朱燕玲是最具戲劇性的一個。1999年，我在南京買了新房子。新房子的地點很不錯，樓群的下面有一個巨大的廣場。2000年的某一天，我帶著孩子在廣場上散步，突然發現一個女人朝我走來了——她的手上同樣攙著一個孩子。她在對著我微笑。我認識這個女人的，我一定認識這個女人的，可我就是不敢相信。好半天之後，我確信了，她是燕玲。我們本來已經約好了，第二天的下午到茶館裏見面。我驚喜地問燕玲，你為什麼會在這裡？燕玲說，她的父親在這裡買了房子——你為什麼會在這裡？天哪，天底下會有這樣巧合的事麼？如果這個故事是一個小說家寫的，我會譴責這個小說家的低能。可是，生活就是這樣。原原本本的，就是這樣。我和燕玲居然在南京做起了鄰居。我一把拉住燕玲，說:“我們可真是青梅竹馬。”燕玲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是的，青梅竹馬。都這樣了，不是青梅竹馬還能是什麼？
現如今，到了假期，燕玲就要飛到南京來。我們時常會在樓下的廣場不期而遇。有時候，我，我的太太，我的兒子會和燕玲一起到她的家裏去；有時候，燕玲則會帶著她的孩子到我的家裏來。兩個孩子有玩不完的遊戲，燕玲則和我的太太有說不完的家常話。這時候，我往往是多餘的，孤獨的。但是，我喜歡這樣的孤獨。
最後我要補充一句，年輕的朋友們千萬不要以為我和燕玲是青梅竹馬就委託我給《花城》寄稿件。沒用。我都試過好幾次了，燕玲沒給過我一次臉面。唉，在稿件面前，這個女人真是六親不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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