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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生
宗仁發 1960年生於吉林遼源，從事文學工作近三十年。著有詩集《追蹤夸父》、評論集《陶罐路燈紀念碑》等。現為《作家》雜誌主編。
像那些剛剛入門的文學青年一樣，當我踏進由各種文學雜誌所構成的文學世界時，是只知道雜誌，而不知道編輯的。這和一個才入道的美食家，只知道哪家酒店的什麼東西好吃，卻不知道廚師是誰，是同樣的道理。
那時我正在南京大學讀碩士，從和朋友們的談話中，我才知道先鋒文學重鎮的《作家》雜誌，是由宗仁發主持的。據說，宗仁發有個特點，你給他寄稿子他從不給你回信，但可能就在你絕望之時，會突然收到他寄給你的一本雜誌。當你以為這是他為了安慰你而在退稿的同時出於好心寄給你的一本雜誌時，卻又突然發現，目錄上赫然有你的名字。這種讓人心跳的過山車風格，正是我想像的那种先鋒文學的編輯的做派。可遺憾的是，直到畢業離開南大，我也沒能向《作家》投一次稿。
1994年我畢業後到上海交通大學工作，在那裏，我除了一個人在四處都還是田野的閔行校區寫作之外，就只能通過定期到圖書館去翻閱為數不多的幾本文學雜誌來維繫我對文學的熱愛和想像。直到有一天，我終於鼓足勇氣，把自己認為多少有點先鋒色彩的小說寄給了《作家》。
和我之前聽到的傳說不同，《作家》的回音快得超乎我的想像。稿子寄出後不到一個星期，時在《作家》當編輯的李修文就告訴我，宗仁發讓我再寄一篇小說給他，並寫個創作談。他們準備在《作家》上給我發個專輯。這個結果讓我驚喜不已。我怎麼也不敢相信，我的小說居然得到宗仁發先生的認可。
半年後，我們終於在上海見面。茶余飯後，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讓我好好寫，有稿子繼續支援《作家》。
從那時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我的三部長篇都是在《作家》上發表的，更不用說眾多的短篇和隨筆以及評論文章了。平心而論，我的那些小說並不是篇篇都好，但宗仁發明明知道，也從不介意。開始，我還以為是宗仁發的性格所致。事實上，他的文學口味遠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初所想像的那樣簡單。與其說他一直比較關注先鋒文學，還不如說他所堅持的是某种先鋒文學的精神和理想，那就是，在首先堅持並重視作品的藝術性的同時，始終注意文學的新變。
宗仁發有一種不為常人所知的、作為一個好編輯的、更深的襟懷在內。幾年前的一天深夜，我的朋友、作家海力洪惴惴不安地告訴我，他前幾天剛寄了一篇小說給宗仁發，現在發現有失水準，他想托我轉告宗仁發，他要撤回這篇小說。於是，我撥通了宗仁發的電話。宗仁發談稿子從不遮遮掩掩，他坦率地對我說，海力洪的這篇稿子沒有反映出他的水準。我正準備把海力洪的打算告訴他時，他卻話鋒一轉，讓我轉告海力洪，他已經把這篇小說發排在下一期《作家》上了。
聽到他的這番話，我非常吃驚，我很難理解他的看起來似乎很矛盾的言行。我問他為何要這樣做，他猶豫了一小會。才對我說，作為編輯，他接受一個作家的方式就像接受一個朋友。其實，一個作家，有狀態好的時候，也有狀態不好的時候。
我想了想，但卻什麼也沒有說。事實上，我也說不出來什麼。
十多年前，《收穫》的程永新在回憶自己的編輯歷程的文章《如果可以重新選擇》裏，曾談到他的理想，那就是做一個大編輯，不僅具有古道熱腸，還要真正熱愛文學。
要是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一個編輯，宗仁發就是這樣的大編輯。現在，好的編輯就像那些古老的手工藝人一樣，變得越來越少。各種名目的批評家們已頂替作家躍居前臺，成為文學的代言人和化身，作家漸漸成為幕後工作者，而編輯更是退居到了不為人所知的角落。一些新的編輯也早已不需要對文藝作品的洞見，要的只是對文學市場的讀者流行口味的一點點膚淺的把握能力。用程永新的話來說，他們對文學已無熱情。當然，更不要說對文學的那種“從血管裏流出來的熱愛了”。
很多時候，其實並不是作家和批評家在守護著文學的品格，而是這些大編輯們在堅守著陣地。
所以，需要他們的不僅僅是我們，而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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