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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寶
2005年，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按規定公派已服務十二年的青年教師張生去美國做一年訪問學者，學校隨他自己聯繫，只要對方接受。出於虛榮心，他本來選擇哈佛，但被那裏的一位據說已譽滿全球的華裔教授巧妙婉拒，他只好選擇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該校從地理位置講，在美國西海岸，感覺上與中國很近，卻與美國的精華部分即東海岸相隔很遠。這對於天性好動、對這個越來越沒有新鮮勁的世界仍保持旺盛探索精神的張生來說，自然有點不爽。為此他專門乘坐現在有錢人大都不敢問津的灰狗公司長途汽車橫貫美國，去了趟東海岸，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三城蜻蜓點水走馬觀花地轉悠了一圈，稍微彌補了蹲在邊緣而不能深入腹地的遺憾。這樣不辭勞苦長途旅行，還有一個理由，就是耐不住孤寂。雖然花了不少錢打電話給世界各地好友，但電話畢竟是電話，解決不了燃眉之急。相比之下，身體的位移(就是折騰)更能排遣伏處一地容易滋生的那種孤寂。但這趟灰狗之行並沒有達到預期的心理療救的效果，回加州不久，張生便提前潛回了上海。
碰巧我也正好回上海，剛一進門，他的電話就來了。我們兩家隔一條馬路，好幾扇窗口可以彼此觀望，我懷疑他窺伺已久，見我屋裏燈光一亮，就立即接續了訪美之前的定期騷擾，迫不及待要與我分享孤懸海外的經驗。第二天下午，我如約被他綁架著在拔地而起的五角場商業區，痛苦地喝下一大杯“星巴克”咖啡，聽他細訴衷腸。這場馬拉松式的傾訴稍加提煉，便是一句“張生名言”:“我去美國其實並沒有做什麼訪問學者，我訪問的主要就是我自己。”
我覺得這句話足以和他痛恨我言必稱引的魯迅先生的“我從西方盜得火來本意乃是煮自己的肉”媲美，可謂悟道之言，也透露出他在老朋友面前的誠實——或許正因為有這種誠實，加上喝了跟我同樣規模的一大杯星巴克強力咖啡，他才能吐出這句閃耀著智慧火花的格言警句。
但2007年底，張生忽然遞給我一本書，《乘灰狗旅行》，告訴我這就是以他一年美國生活素材完成的短篇小說集。說“新作”，因為張生確實已久不寫短篇了。我們當初認識，本來就因為他是一個很有特色的短篇小說家，善於用“否定”、“穿越”等基本概念結構宏大體系。但不久他就鬼迷心竅地跟在一大班名義上弄文學其實是弄錢的中國作家後面大寫起長篇來。事實證明讀這些長篇的人屈指可數，因為他既不寫性，也不講史，對人民幣也沒有顯示特殊的敏感，讀者冷淡正在意料之中。但他還是“選擇了堅強”(張生經常冒出的又句名言)，硬是不肯承認失敗，甚至由此得出一種極端的“讀者反應理論”:他的作品不為當代讀者寫；衡量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的好壞只能是未來讀者的事。我們雖然形影不離，然而在文學上卻處於兩個不同的時間，他已經拔腿跑進了未來，卻把我剩在當下，所以儘管我常常對他的大作出言不遜，卻一直能夠相安無事，直到如今。
在朋友當中，我自己知道對張生虧欠甚多，所以每當他氣急敗壞重復那套過激的“讀者反應理論”，我一般總是不敢攖其鋒芒。打從“樂莫樂兮新相識”時寫了篇評論他的短篇的短文以來，對他日後的作品尤其是“高產可畏”的長篇，就僅限于口頭打擊了。好在這麼多年他也證明了自己具有過硬的“抗擊打力”，但我知道他之所以經得住我一再打擊，除天性寬厚、比較自信以外，那套過激理論也幫了不小的忙，而我也樂得窮寇莫追，隨它去了。否則他的這根明顯強詞奪理的可憐的心理支柱，或許也會因為實在看不順眼，必欲拔除而後快。
這些年來，我和張生之間始終在玩一種比拼內功的危險遊戲。我儘量加大說真話的批評力度(當然是揀軟柿子捏)，張生則儘量擴充他的氣量。哪一天我走得太遠，或者他到了容忍的底線，遊戲也就結束，變成“今天天氣哈哈哈”了。這樣的悲劇不是沒發生過，但我私心希望永遠別在我和張生之間。
張生，1969年生，河南焦作人。現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出版有中短篇小說集《一個特務》、長篇小說《白雲千里萬里》、隨筆集《可言，可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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