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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模倣藝術。現實迅速地消耗著虛構。一種虛構產生，立即被現實複製。想像的空間被蠶食、佔滿，越來越壅塞著現實，當然，是第二手的現實。於是，想像力受到了挑戰。似乎是，為了與藝術化的現實劃分界線，我們開始轉向更具象的現實，放棄了虛構的權力。令人詫異地，在生活越來越變得假想的同時，藝術則驚人地寫實。不僅是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現實和藝術作了重新的分工:現實是行為藝術，而藝術則是生活的複製。這是我們的處境，就像一個陷阱，生活蹈入虛構，藝術則蹈入現實。所以，我對自己經常的提醒是:在現實中堅持虛構。
小說是如此像真的藝術，是走在陷阱上的獨木橋。英國的小說研究者伊恩·P.瓦特先生，在他的著作《小說的興起》中對我們所寫作的小說所以區別於古代的散文虛構故事的定義為“現實主義”，然後清醒地指出，“‘現實主義’逐漸被主要用作‘理想主義’的反義詞”，而且，“小說的形式常規的缺乏似乎是為其現實主義必付的代價”。如此這般，現代小說這門藝術在產生之際就攜帶著它的陷阱。隨著小說越來越旺盛的生產，小說藝術也在誤會的路徑上越走越遠。我們也許一上來就是在井底深處，寫作小說就是要從陷阱中掙扎攀爬出來。
說了這麼多以後，我方才要感謝評委們給我這個獎。在得過許多獎之後，我依然，或者說更為高興這次獲獎，很大程度上因為這是在《長恨歌》之後的獲獎。《長恨歌》的經歷可對我方才的話作一個有趣的驗證——當它在一九九五年問世的時候，遭遇是相當寂寞的，獲獎也幫不了它的忙，五年還是六年過去了，不期然地，得之於上海時尚的知遇之恩，突然引人矚目。三十或四十年代的上海想像一夜之間彌散開來，鋪天蓋地，這個遠東城市重新發出“東方巴黎”的蠱惑。於是，《長恨歌》應時應地用作于一個標本。連我自己都驚異它裏面充滿了如此多的符號代碼，它幾乎成了上海的旅遊指南。從此它走上了不歸路。現實與小說就是這樣粘纏，你不找現實，現實也要找你，而且你終究纏不過它。所有的虛構全在現實中放大，覆蓋了本意。因此，在小說這共同的陷阱之中，我又墮入了我的特定的陷阱，這陷阱的名字就叫“長恨歌”。這是一個極其狹小的陷阱，它將我限制于這樣的定位:描寫上海。事實上，上海只是我的小說的布景。我在《長恨歌》中雖然孱弱地無法表現生活應該是怎麼樣的，至少我表現了，生活不應該是怎麼樣的。然而，人們都以為我在說——上海。是這樣的。
現在，你們終於注意到了《啟蒙時代》，事實上，你們也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在這之前，《長恨歌》之後，我還寫了有四部長篇，《啟蒙時代》是第五部，它十分膽怯地想與你們討論，生活應該是怎麼樣的——我以為，這就是藝術的本義，是它不能混淆于現實的特質。無論形式上多麼相近，時代又像一個大攪拌桶一樣，將同和不同的物質大加攪拌，但這是永遠不會調和的特質，是小說的救贖。
王安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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