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先生遠去“人”字長存

2008-05-01 作者：羅四鸰

    作家、翻譯家、學者賈植芳先生與世長辭　

    特約記者羅四鸰

    4月24日18點46分，作家、翻譯家、學者、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賈植芳先生因病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去世，享年92歲。

    第二天，復旦校園內的林蔭道旁懸挂起百餘只千紙鶴，寄託著學生們對先生的祝福和承諾:先生背影遠去，後輩憤然前行。復旦大學第九宿舍樓賈植芳先生家裏，書房裏，還散著許多來不及翻閱的報紙和雜誌，有些雜亂的書櫥中，《魯迅全集》和《胡風全集》顯得十分搶眼。世界各地發來的唁電唁信，鋪滿整個房間，而自發前來與先生告別的人更是絡繹不絕，有朋友，有學生，還有從未謀面的普通讀者……

    4月29日下午1點舉行的追悼會上，前來為先生送行的人擠滿了上海西寶興路殯儀館白玉蘭廳。徐中玉、錢谷融等老人來了；范伯群、曾華鵬、吳福輝、陳鳴樹、陸谷孫、李輝、陳思和、謝天振等學者和後輩來了；更多的年輕人來了。胡風的女兒曉風專門從北京趕來，一下火車便到先生家祭奠，與先生的養女賈瑛相擁而泣，隨後來到殯儀館送別“賈叔叔”；遠在寧波的“七月派”詩人孫鈿不能親自前來，讓自己的學生代為送行並送上八個字:“風骨重揚、桃李滋榮”。

    弔唁廳中，最醒目的是賈先生的胞兄賈芝送來的999朵白玫瑰做成的花圈，輓聯上寫道:堂堂正正的來，清清白白的走。

    “坑洼的生活道路上，活得像一個人”

    賈植芳的朋友胡風，曾有詩讚他:“能生師俠盜，敢死學哀兵。懶測皇天闊，難疑厚土深。欣誇煤發火，恥讚水成冰。大笑嗤姦佞，高聲論古今。”

    晚年，賈植芳對自己評判道:“我只是個浪跡江湖，努力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和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

    出身於財主家庭的他，多次拒絕買辦商人伯父為他安排的商賈興家之路，聽從靈魂召喚，投身社會，追尋自己的理想，從逃亡日本到棄學歸國，從上尉日文幹事到“七月社”西北戰地特派員和特約撰稿人，從“七月派”骨幹作家到大學教授再到“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幾乎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先後四次入獄，“每當中國歷史發生震動的時候，我總在監獄裏。”

    1936年，二十齣頭的賈植芳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首次入獄，以“共產黨嫌疑犯”的身份，嘗了將近3個月鐵窗滋味，罪名是“危害民國”，其伯父趕到北京，花了一千元銀洋和五十兩鴉片煙把他“保”出來，隨即將他送往日本留學。抗戰爆發後，他毅然回國投身抗日，1945年在徐州搞策反，被關進日偽的牢房，這一次他在監獄呆了3個月，直到日本投降。之後，賈植芳來到上海，下火車時口袋裏只有8分錢，他雇三輪車來到胡風家，讓胡風墊付了車錢。他暫居在胡風家，開始了“正式下海賣文”的生活，投身於當時的進步運動。1947年，全國爆發“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運動，上海的地下學聯辦的《學生新報》請賈植芳寫文章，他寫了《給戰鬥者》，引起當局的注意，他又一次進了監獄，以“煽動學潮”的罪名被關了一年半。在獄中，特務以“提供胡風地址”為釋放條件企圖使他屈服，但他堅持說自己根本不認識胡風。

    1955年5月15日，就在報紙發表“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領導以開會為名把賈植芳叫到辦公室，問其對胡風的看法，他卻一口咬定自己是胡風的朋友。當晚，賈植芳就被帶進了看守所。此後，他死不改口，並吟詩明志，“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為此，他經受了整整11年的牢獄之災，接著又被批鬥了近13年:“25年不見天日的時光，有一個聲音在告訴自己，為了整個國家，我應該回來，應該站出來說話。我的朋友沒有做錯，他是個好人，我不能出賣他。”

    對於這段苦難生活，賈植芳在《獄裏獄外》一文中回憶道:“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難歷程。值得安慰的是，我並沒有失掉自我，我還是我，苦難反而深化了我對各國歷史和現實的認識和思考，凈化了我的靈魂。”而對於自己傳奇多難的一生，他說:“檢點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間，週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裏所嚮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所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雖漂泊四方，心卻一念係之，問心無愧。”“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

    進退有致真猛士，談笑自若一鴻儒

    在留學日本時，賈植芳曾做過這樣一道考試題:“你最崇拜誰？是希特勒還是史達林？”他的回答是:“我崇拜我自己。”正是這種自信，讓瘦小的賈植芳無所畏懼，一切磨難視若等閒。

    他非常得意自己的第一次入獄，因為那是他第一次很氣派地坐小汽車，旁邊還有“保鏢”前呼後擁，更讓他得意的是，在獄中他爭取到政治犯的伙食——四個花卷，砸飯碗砸得驚動了“蔣委員長”。也正是這種樂觀，伴他度過了最屈辱的25年:他出席自己的批鬥會，同大家一起喊口號“打倒賈植芳！”平時他很節省，但“每次被批鬥後，我反而要到江灣買三兩土燒酒、二兩豬頭肉犒賞自己”。在監禁和勞改的日子裏，一向瘦弱的賈植芳反而變得更壯實，走起路來挺著胸脯，邁著堅定的步子，像個正常人。一次，他打著赤膊推著板車，剛好遇上一群剛開完會的昔日同事，他坦然而過，不覺絲毫尷尬。

    在學者吳福輝眼裏，賈先生既是“仰天無愧怍”“進退有致真猛士”，也是“開口皆胡盧”“談笑自若一鴻儒”，風趣幽默、樂觀積極。而在學生眼裏，賈先生更是一位亦師亦父的智慧老人。

    1980年平反後，賈植芳恢復教職，立即投入學術研究與教書育人的工作中，組建了復旦大學比較文學學科。他簡陋的居所成了所有學生的“家”，一杯茶、一支煙，老人與學生侃侃而談，風骨畢現。絡繹前來的學生們恭稱他“賈教授”，他說:“我這個教授是假(賈)的，不過，我教書卻是真的，從來不賣假貨。”

    在《文化老人話人生》中，賈植芳這樣寫道:“我們在這個世界裏的追求、愛憎、信念以及種種個人遭遇，都可作為歷史的見證，為青年及其後代提供一些比見之正史、官書更加豐富和實在的東西。”他始終堅持寫日記，記下每天做的事及所思所想，一直到去世前6天。在他復出二十多年來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老人樂觀背後的嚴肅思考，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弟子們的成長足跡。在去世前一天，他依然牽掛著紀念胡風誕辰100週年會議文集的出版，以及朱錫侯生前留下的口述回憶錄的整理情況，甚至還對前來看望自己的學生說:“等我病好了，歡迎你們到家裏來做客！”

    一生樂觀豁達的賈植芳曾兩次在眾人面前失態，兩次都與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有關。一次是1985年6月，在八寶山的胡風遺體告別儀式上，70多歲的他當眾嚎啕大哭；一次是2002年11月，在妻子任敏的追悼會上，他突然跪下，朝著妻子的遺像一聲聲喊:“你等著吧，我會來看你的！”如今，他與他們在天堂重逢。

    “從魯迅到胡風，冷眉橫世熱腸扶顛，聚悲智良心傲骨俠膽為一腔正氣；由社會進書齋，大寫做人中道敷文，融創作翻譯學術育人開八面來風。”這是懸挂在弔唁廳內的主輓聯，逝者長已矣，生者思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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