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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金瑩
詩人白連春的北京生活已經延續差不多十年了。十年裏，他先後四次到北京打工，一次在餐館包餃子，一次燒鍋爐，一次給一家文字社負責校對，最後一次在《北京文學》做編輯，持續至今。
但他似乎還是不太適應城市生活。因住在北京郊區，離上班地點太遠，又容易暈車，轉車車費也太貴。所以，他原來是騎自行車上下班的，上班一個半小時，下班一個半小時。現在，他換了一個住處，改成上班走路一個半小時，下班走路一個半小時。在龐大的北京城裏，他不太會與人交往，也不太會表達自己，過著一種與世無爭的生活:上班，默默地看稿子，給作者寫信，打電話，為別人寫的好作品激動，偏愛那些來自底層作者的作品。不上班的時候，從早上起床開始寫東西，從寫詩歌，小說，到最近寫電影劇本。下午去公園讀點書，晚上則看碟片。
白連春的人生曾有過太多艱難的無法選擇:生在四川農村，因貧窮高中都沒畢業。為了生存離鄉背井，到處流浪。不滿16歲他就去黑龍江參加徵兵考試，因血壓高被刷下來，幸而有位領導掏了一塊錢，讓他買半斤醋喝，考試才勉強通過。可部隊調整後他又回家種地了。為了釋放身體和心靈的苦難，也為了讓自己不絕望，不怨恨，他選擇了文學:“文學的作用很大，很微妙，它改變了我的心，更準確地說，它讓我做一個好人，做一個不傷害他人的人。”然後他陸續發表作品，有了一定影響，被稱作“農民詩人”或“打工詩人”，“這有一些歧視，有一些同情，還有一些理解，雖然不是我想要的，但同樣無法選擇。”
白連春筆下出現最多的還是農民。他寫《逆光勞作》，寫《拯救父親》，都是寫農民的日常生活，寫他們的憂傷和夢想。他寫露宿街頭的農民，寫當建築工人的農民，寫賣菜的婦女，寫撿垃圾的老人與乞討的孩子，他還寫農村的風物和景致。有評論者說，他是那種和泥土、和在泥土上生長的事物有著切近關係的詩人。白連春自己說，我寫的東西既不傳統，也不現代，也沒有什麼技巧。那是直接來源於內心深處的一種傾訴。
隨著關注底層的聲音和目光的增加，進入人們視野的底層寫作者也日益多了起來。白連春說，曾經的他就這樣被關注著，體會過這種被關注的快樂。但有很多關注僅僅停留在表面。而作為一個底層作者，寫出好作品是第一，被關注是第二。對於“農民詩人”或“打工詩人”的稱呼，他表示，自己不在乎別人如何稱呼，只在乎寫什麼，怎麼寫。他始終把自己定位在“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打工者”，“當寫作的時候，我不是一個作家，也不是一個詩人，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願做一個普通人的白連春，在寫作之路上得到過許多人的幫助，從他熱愛的作家汪曾祺，到後來遇見的形形色色的人，“如果要說出他們的名字可能會寫成一本厚厚的書。還有許多人——至今我沒有見過他們，有的我甚至不知道名字。”在生活之中，白連春始終在尋找細微的感動。他覺得，即使經歷艱難，但每個人都在被關愛著，他即是以這樣的心情來對待生活的種種，而他新出的詩集名字就叫《被愛者》。
在白連春看來，文學和宗教一樣，好的文字是教人善的，有愛在裏面。一篇文章裏有無愛，有多少愛，有怎樣的愛，可以看出一個作家的水準。愛就如同鹽，已經放在菜裏了，看不見更摸不著，必須親口嘗才知道。愛放在文字裏，會不知不覺改變文字的味道。他說，他的一切文字裏面都是有愛的。“我是一個小人物，一個名字註定要被遺忘，一個身體死後註定要腐爛的人。活著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愛著，忍受著，寫著，為了報答當初父母生下我，為了對得起將來的死亡。”
如今，白連春還在北京城裏做一個遊蕩的打工者。看稿，寫作，看碟。他說，如果一定要有一個他最希望的稱號，他希望是劇作家，他希望自己會成為一個有影響的編劇。他的願望，則是用一生的努力寫一部有人喝彩的電影。
白連春，筆名李當然，四川人，當過軍人、農民，現居北京。在《人民文學》、《星星》、《詩刊》等發表過詩歌、小說等，曾獲《星星》跨世紀詩歌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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