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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蒙古往事》受到好評
冉平，北京出生，幼年隨父母定居內蒙古，當過工人、企業幹部，曾涉足詩歌、小說創作若干年，在內蒙古電視臺當編劇，寫過電視劇《東方商人》《武則天》《水滸傳》，電影《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用十年時間尋找合適的寫作狀態，寫得警惕，遠離約定俗成的價值判斷和思維方式，有幾次幾乎從頭來過，直至“蒙古”的氣味日漸濃郁、活泛，才覺得這次自我的清洗得以完成。冉平的《蒙古往事》寫得很辛苦但也很自由。作品問世，他最關心的是它是否去掉了漢語黏糊糊、濕漉漉的表達方式，它是否足夠開闊、乾燥和本真。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說：“我試圖去做這樣一個東西，現在看看還成。”但按照小說結尾的話來說，幾乎是要“感謝長生天”了。
冉平筆下的這段故事不是蒙古史詩，而是鐵木真如何成為了成吉思汗。他打開了一個空間，喜歡文學的，可以從中尋找文學的興趣，同時不至於誤讀歷史，倘若你因此喜歡上歷史，再去看史詩也不算太遲。
“我要回到最原始最笨的寫作狀態”
冉平有兩門獨到的功夫。一是他能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輕易分辨出漢人和蒙古人，還有一門是他有一本最地道的《蒙古秘史》：“是蒙族人寫給自己看的歷史，用漢語注了音。”一位評論者曾經這樣評價《蒙古秘史》：“當時是一個蒙古人硬著翻譯過來的，經常叫人不知所云，但你同時也感受到什麼叫語言。這裡沒有陳詞濫調，沒有廢話。就像我現在有話要說，我要找一個語言，那種要克服困難，抓住事物的過程，在那本書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語言非常珍貴。”
冉平的語言有點《蒙古秘史》的味道。他就想把自己的語言還原成這個樣子：“首先是不滿自己漢語敘述的現狀，也包括好多別人寫的小說，太過精緻，啰嗦，黏黏糊糊的。後來我讀到了《蒙古秘史》，簡單、大氣，從蒙古語直譯過來的，很有力量。它的簡單打動了我，讓我慚愧；同時又激發了我的想像。作為在內蒙古生活多年的人，我似乎聞到了它的氣味，也看到了漢語表達的某種可能。於是卸掉多餘的東西往後退，把自己關於文學的概念和經驗丟掉，就像丟掉用慣了的裝備，退到出發的原點。”所以能用三個字表述，就絕對不用四個字，拒絕比喻等等修辭，甚至拒絕成語，那些東西太“聰明”。於是《蒙古往事》裏就有這樣的句子：“風真硬，咬都咬不動。”
“文化裏放多了糖，太甜，沒詩意”
為什麼要挑選書寫蒙古來為漢語做一個清洗？這也許是一個雙向的選擇。在冉平看來，時下許多取材自蒙古族題材的敘事作品，不是被我們的漢語表述道德化了，就是被歐式語言抒情化了，偽浪漫、矯情，沒力量，沒味道。文化裏放多了糖，太甜，沒了原本的詩意，像化了濃粧的旅遊風向標。“那種作者努力表達出來的美，我倒覺得土，太柔媚了，簡直沒法忍受。其實，從根源上講，蒙古文化是由草原人的孤獨、寒冷、饑餓、殺戮這樣的極限生存逐漸形成的：千百年前，他們的生活就是不停地行走，追或者被追，掠奪和征戰；他們不受道德教化的約束，情感更加直接而深沉。”
《蒙古往事》裏的男人尚武勇猛甚至野蠻得有點不講道理但也很天真，女人則豐潤有著滿不在乎的自信和寬容。男人間的戰爭布陣簡單得很，只玩“陽”的，不玩“陰”的，男女間的愛情如果非要用“忠貞”來形容，那麼它也僅僅建立在對力量的崇拜上。一切都很簡單，簡單到你不相信它就是這麼簡單。所以有力量，同時也是高貴而詩意的。“成吉思汗就是這種文化哺育出來的英雄。”冉平選擇成吉思汗的故事，就是想用漢語表現蒙古文化的這種魅力，“我知道我不可能做得十分純粹，只是儘量接近。我認為我獲得了某種自由，確實，有些東西是在寫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寫出來才知道。”
漢語語境中少有的浪漫
鐵木真稱成吉思汗的歷程，伴隨了八次戰鬥。令人動心的故事、戰爭、衝突和人都不計其數，如何擇取，頗為掙扎。冉平乾脆故意模糊了歷史的印記，把客觀的敘述交給了《蒙古秘史》的某些段落補充在小說中間。他做了減法，反倒凸現了更多。其中，成吉思汗與札木合逐鹿草原的故事貫穿始終，兩個男人三次結為“安答”（兄弟之意），互相敬重，又敵對到死。他們畢生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對方。他們熱愛自己的敵人，無時不在思念著對方，情意深厚。他們的愛、他們的嫉妒、他們的尊重全都用互相征服來表達。這樣的一對關係是傳統敘事中沒有的。他們的爭鬥，不同於項羽、劉邦的楚漢之爭，他們的情感不同於桃園結義。一樣的英雄氣概，但彼此不論座次，不講忠奸仁義，沒有善惡對錯，不耍陰謀，一切都來得明朗，天真、又充滿智慧。
冉平說：“當我讀到《蒙古秘史》中札木合臨死的一番話時，心裏真是感慨，幾乎原封不動地把它搬到小說裏，那一刻我感到事情就發生在身邊，我聽到了他說話的口氣，看到了他們臉上的表情，不覺得它是八百年以前的事。那種男人之間的關係放在今天仍然是新鮮的，是理想主義的，絕對的浪漫，是漢語語境中少有的，也是今人所欠缺的。我覺得，只要它能打動我，歷史不歷史都所在其次，況且這是文學。”特約記者丁麗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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