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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通鄭小瓊的電話，耳邊傳來的聲音竟讓我產生剎那的懷疑。電話那端的聲音那麼歡快，跳躍式的，句末還帶有孩子般驚嘆似的“呀”的口氣。這個她，與我想要採訪的鄭小瓊，是不是同一個人？那個“鄭小瓊”，27歲就已獨自在外打工7年，她的打工詩歌裏充滿激烈的情緒和生活的疼痛感。近日，她以《鐵·塑膠廠》一文，獲人民文學獎“新浪潮”散文獎，以詩歌作品獲東莞市首屆“荷花文學獎”。在領獎臺上，一席關於“斷指”的獲獎感言，感動所有評委，贏得最熱烈的掌聲。
然而，這個聲音的主人，就是鄭小瓊。採訪是在QQ上完成的。談及多年來繁重工作之餘堅持下來的詩歌創作，鄭小瓊說得最多的一個詞語，是“習慣了”，並時不時發過來一個吐舌頭的笑臉。
回不去的故鄉
在獲得人民文學獎散文獎之前，鄭小瓊在詩歌界已小有名氣。她獲得過“首屆獨立民間詩歌新人獎”，2005年還參加被稱為是“詩歌界的黃埔軍校”的“青春詩會”。
鄭小瓊寫的第一首詩叫做《荷》。2001年她從衛校畢業後，就離開故鄉來到廣東東莞打工。初到東莞的她很失意，拿到的第一筆工資只有284元。這與家裏為供她上學欠下的近萬元債務相比，完全是杯水車薪。她覺得自己“內心裏憋了很多東西”，就開始詩歌創作。在《荷》中，她寫道，“每天/我漫步在記憶的池塘/鄉愁的中央/居然是/站立的荷/飄出淡淡的清香”。
之後，鄭小瓊不斷用詩歌寫下一首首紙上的“故鄉”。這個“故鄉”，是《東山村》或者最初的幾首《黃斛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頑固地認為那些紙上的詩歌就是我的故鄉。”鄭小瓊說。但其實，那個位於千里之外的四川南充的內陸村莊，甚至沒有自己的名字。“我們那兒的村子沒有名字，就叫一村，二村。我們叫十二村。”
“風吹走了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蒼老，回家”2006年，鄭小瓊辭掉做了五年的五金廠的工作，返回故鄉。但這一次回鄉之旅，只讓她發現了一個已經被工業和化肥污染了的、道德和精神正在墮落的村莊。村裏只剩下一些五六十歲的人種地，帶著十多歲以下的孩童，像她這樣的青壯年都漂泊在外地打工。故鄉的改變讓她心中充滿了淒涼，她不斷地詢問自己，並寫下詩句:“把慾望，道德，內臟都涂上膽汁/這苦，只有一個保持老式傳統的神像才閱讀”。
故鄉已經回不去，鄭小瓊又回到東莞，畢竟這裡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但她依然迷惘，“我們這種打工者，一個月一千塊錢，在城市紮根是不可能的。再過幾年就會老了，結婚生子，把兒子帶大一點，然後把小孩留在家裏，自己出來，這基本是我們這一代農民工的命運”。她將自己稱為“很迷茫，可能也是不知所措”的一代，只能像浮萍一樣在城市裏流來流去。
寫作讓她丟過兩次工作
與鄭小瓊的對話，最終還是在網上進行。她說，因為接受採訪、參加頒獎等原因，寫作已經讓她丟過兩次工作，所以她不願意再請假，“不是很麻煩，但是找來找去，一年下來很累”。
但鄭小瓊一直都沒有丟下寫作，“下班後寫東西，寫了五六年了”。她一開始倚在八人宿捨得床頭寫，宿舍沒地方就去食堂，詩歌也大多寫在工廠的合格紙或報表背面。如今她住進四人宿舍，開始在電腦裏寫，但一天還是需要工作十多個小時。此次的獲獎文章是她“打工手記”裏的兩篇。《鐵》是她利用放假的一天寫成的，《塑膠廠》則是她花了三四天時間，在上班時偷偷地寫的。“打工手記”這個系列，她每天都會抽時間寫一點，“習慣了，就堅持下來了”。
“可能是我在一個傢具廠做過，一天十六個小時，所以覺得現在不苦了。”“都已經習慣了。”
寫內心想說的，無論是不是“文學”
即使到現在，鄭小瓊還是沒有想過要用寫作去換一個舒適一點的工作。她說，自己只是想寫內心想說的那部分，這和“是不是純文學或者是不是文學都沒有關係”。兩三年前，就有朋友想把她介紹去做雜誌，但她都拒絕了。即使在獲得人民文學獎後，她依舊表現得十分平靜:“我會一直按著自己的計劃寫下去，可能不會有多少改變。因為我一直是這樣想的，如果我不寫，我跟我工廠的工友們一樣，還會呆在工廠。”
她一直覺得愧對父母，“如果他們知道我能換工作而沒有換時，我會更覺得愧對他們。”但如果告訴父母自己在創作詩歌，他們第一句話就會問，這個掙不掙錢？她覺得自己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這次獲得人民文學獎的獎金，她要寄一部分給父母，但她依然無法告訴他們，這是一筆如何得來的錢。
“文字的力量太弱了”
在接受人民文學獎時，鄭小瓊的獲獎感言數次被掌聲打斷。她說，“在珠江三角洲有4萬根以上斷指，我常想，如果把它們都擺成一條直線會有多長，而我筆下瘦弱的文字卻不能將任何一根斷指接起來……”
說到斷指，是因為她的拇指被機器軋過，還把拇指蓋軋掉了。此後她就一直在想，如果當時機器軋得重一些，她的拇指或許也就斷了。懷著這樣的恐懼，她開始寫“打工手記”這些散文。鄭小瓊說，當她得知自己獲獎有一萬塊獎金時，她想到很多，這一萬塊是東莞很多女工差不多一年的工資。她們在從事工作時，不小心就會有斷指的疼痛。她寫《鐵》的時候調查過，在珠三角，每年的斷指就有4萬根。
除了詩歌，散文，鄭小瓊還幫很多工友們寫過勞資糾紛的東西，但“文字力量太弱了”，根本不能解決問題。“想想我以前呆過的五金廠，有那麼多斷指出現，而我卻面對現實無能為力。”她跟打工詩人許強說過，她願意學他，學習《勞動法》，就能幫工友們解決一點實際的問題，“他在這方面很精通”。一說起這些情況，她就覺得對工友們有一種愧疚感。
或許就是因為這份愧疚感，鄭小瓊無法離開工廠。在七年的漂泊生涯裏，她呆過塑膠廠，傢具廠，流水線的電子廠，五金廠，現在是一家五金廠的業務員。“因為想寫另外一些廠，想在這兩年再進一些工廠。”
她說，“有些東西，保持身體的在場感，總比想像更實在一點，痛疼也更深一點。”她覺得自己還需要保持這種在場感，一種底層打工者在這個城市的恥辱感，“這種恥辱感讓我不會麻木。這種在場感，會讓我對一些事情充滿敏銳感。如果離開了，這種敏銳的觸角就會消失。”
實習記者金瑩
獲獎感言
“文字在現實面前如此脆弱，但我仍告訴自己，我必須寫下來”
鄭小瓊
因為一樁交通事故，我知道了衡南縣河口鎮貧窮的河口村，這個只有1300多人的村莊，這個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壯年在廣東打工的打工村莊，1996年至2006年十年時間裏，這個村莊有九個人在廣東打工非正常死亡了。我不知道在全國還有多少這樣的打工村莊，也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外出打工者非正常的死亡異鄉。文字的力量在現實面前永遠是那樣脆弱。當我的手指曾經讓機器壓掉了指甲蓋時，我內心充滿了對機器與打工的恐懼，這種恐懼從肉體延伸到精神。我在五金廠打工五年時光，每個月我都會碰到機器軋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蓋的事情，我的內心充滿了疼痛。當我從報紙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過4萬根的斷指之痛時，我一直在計算著，這些斷指如果擺成一條直線，它們將會有多長，而這條線還在不斷地、快續地加長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麼用？它們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斷指，但是，我仍不斷告訴自己，我必須寫下來，把我自己的感受寫下來，這些感受，不僅僅是我的，也是我在南方打工的工友們的，我們既然在現實中不能改變什麼，但是我們已經見證了什麼，我想，我必須把它們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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