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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紀錄片《鄉愁》導演舒浩侖
在上海，有這樣一批銳意的70後影像創作者。這些土生土長的上海70後，拍起片子來依然有著青春期單薄但很兇狠的態度。一切外來的圖式化的東西對他們不構成任何誘惑。他們心心唸唸的依舊是石庫門、蘇州河以及被他們稱為“媽媽菜”的上海本幫菜。他們中的有些人在自己的片子中打出這樣的字幕:“我曾經試圖爬遍我家周圍所有的高樓。但是在XXXX年的時候我放棄了。因為它們生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我。”
相對於我們每天目之所及的千篇一律的都市景觀，獲得REEL CHINA大獎的紀錄片《鄉愁》無疑是複雜的；而相對於一路高歌猛進的喧嘩世相，《鄉愁》無疑又是單純的。該片作者舒浩侖，70後，從出生到讀大學都生活在上海靜安區石庫門里弄“大中裏”。《鄉愁》正是一部紀念“大中裏”諸多人事的影片——因為當留美歸來的舒浩侖得知大中裏已被香港開發商相中並面臨將被拆遷的消息時，他覺得再也不能司空見慣了。距離片子開始拍攝已經有近五年時間，可是一說起“大中裏”以及它必將消失的命運，舒浩侖便無法保持影片中流露出的溫和。他很激動，甚至一度憤怒起來。
“我的記憶已被綁定”
《鄉愁》在國內弄出些“動靜”之後，舒浩侖因此不斷收到郵件和留言。有的人是從“大中裏”走出去至今仍在外地的“老三屆”，有的是舒浩侖的小學同學，還有一位甚至是“大中裏”“地主”的後代……《鄉愁》像一個圓心，歸攏了各種各樣有著石庫門情結的人。在舒浩侖自己看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時光已被綁定在這個特定的空間。80年代的“大中裏”，有國營的大餅攤，有拷醬油的小舖子，有井水冰過的西瓜，有虞家阿婆燒的拿手小菜，有奶奶的麻將，有小夥伴為了晚些讓他送不及格的卷子回家而賄賂他的連環畫……80年代的舒浩侖，常常爬到屋頂上去聽單田芳的評書，幻想自己就是展昭般的大俠可以飛檐走壁。威海路小學離家那麼近，小夥伴用教室的窗戶玻璃反光催他去上學。80年代還有《排球女將》，還有暑假時和鄰家阿姐一起看的通宵電影……威海路小學早就消失了，民立中學也變成了老洋房辦公樓，而舒家奶奶和虞家阿婆也在今年秋天相繼過世，前後相隔兩個禮拜，冥冥間好像依然有什麼東西延續著一樣。
“80年代是個充滿感情的年代，很溫情。也是我成長的年代。從這兩點來說，這段時間對我很重要。”所以，《鄉愁》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對舊城的回眸，而更在於記錄了一段時光、一種生活方式和一份感情。“石庫門裏的人基本上保持了80年代的生活方式，是和外界比較脫節的一個狀態。”舒浩侖覺得記憶需要載體，只是這些物質的載體正在逐漸消失。他要做的，正是把這些記憶凝固下來並不斷加深。記錄和描畫當下的作品很少有好的，那是只緣身在此山中。“你抽不出身來看它，所以你始終是無法掌握核心的人，你只能在生活的激流中打旋。記憶這個東西很好，因為它不再會變。你能看到它核心的東西，能看到那個時代本質的東西。所以你不會迷惑。”
“溫和，才能直達人心”
在片中，舒浩侖把攝影機對準四季酒店的一位經理，從他口中，我們得知不少老外在訂房時猶愛能望見樓下石庫門的房間。所以，對石庫門“景觀化”的改造被不少人提出。而在舒浩侖看來，在石庫門的改造中，“新天地”是最為失敗的一個案例。這個類似“巴黎拱廊”的建築群落，對石庫門只做了極為膚淺的符號保留，而它販賣的則是另一種生活方式，一個產生幻想和實現幻想的過程。在其背後更是不斷催生慾望的流動性——說到底，這是個沒有根的時代。以此反觀《鄉愁》，便能覺察它哲學上的意味。
舒浩侖說:“做這個片子就是要引起人們的思考。找尋我們的故鄉。就是回頭去看，我們的故鄉在哪？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方？我們現在到達了一個不斷消失的年代。這個事情很可怕。物質和精神都在消失，我們總在說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但是你一腳把門踹開，外面就是起重機，在拆這個拆那個，亂哄哄的。如果上海的石庫門都這麼消失了，上海和任何其他地方有什麼兩樣？一個沒有歷史的城市是會讓人遺忘的。”
舒浩侖的言詞間有很多憤怒，也許這是他更直接的表現抗衡的方式。片子的末尾，是前南斯拉伕電影《橋》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似乎是要以血肉之軀去和一種畸形的速度肉搏。對片子的溫和基調和不經意間流露出的憤怒和悲壯，舒浩侖是這樣看的:“用憤怒的方式表達憤怒是最低級的。深入地思考需要不那麼低劣的東西來引發。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可能更有效，它更能直達人心。聲嘶力竭的叫喊能直達耳膜，但是達不到內心。內心的東西需要引起共鳴，憤怒不是最好的方式。”
的確，甜夢猶存。有關70後這一代成長記憶的碎片在片中俯拾皆是。比如片中的音樂，有不少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歌曲。在多倫現代美術館放映的那場，當《青春的火焰》響起的時候，場內一片唏噓。據說，片子交給舒浩侖的朋友做音樂的時候，那位朋友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舒浩侖說:“當時我一下子很緊張。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說怎麼啦？怎麼啦？有什麼難過的事情嗎？我來給你開解開解。他說不是不是。但他眼淚就是唰唰唰地流下來。我就很緊張。後來他說他看這個片子就想起來他當時在余姚那邊，小小村落裏面的很多事情。他給我做聲音在他的編輯房裏，很晚的時候了，他說聽小鹿純子那個歌，他熄了燈反覆聽了十遍。”
“本土70後很狠，但我有我的選擇”
在上海，有這樣一批銳意的70後影像創作者。這些土生土長的上海70後，拍起片子來依然有著青春期時，單薄但很兇狠的態度。一切外來的圖式化的東西對他們不構成任何誘惑。他們心心唸唸的依舊是石庫門、蘇州河以及被他們稱為“媽媽菜”的上海本幫菜。他們中的有些人在自己的片子中打出這樣的字幕:“我曾經試圖爬遍我家周圍所有的高樓。但是在XXXX年的時候我放棄了。因為它們生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我。”也有人被表述為“來不及擺出一個摧枯拉朽的姿勢”，但依舊很兇狠。
本土70後有著戀舊的一面，也有著憤怒的骨子。對此，舒浩侖認為:“我們的世界觀已經這樣了。1990年之前，我們都在上高中。這一代人的思想很多都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80年代是個很多元很好玩的年代，比方說電影，那個時候一個電影院只有一廳，但是電影的選擇很多。不像現在，電影院很多，但片子就那麼一兩部。你不要看現在的資訊很發達，但是十份報紙打開來可能都在討論一個事情，都在討論一個黃健翔。而那個時代對我世界觀的形成十分重要，對我來說它就是黃金的。現在如果說有什麼突破的話，那是因為那個年代留下了什麼。”
儘管記憶永存，但“大中裏”總有一天是會消失的。可是舒浩侖卻不願意把鏡頭對準拆遷。他的“兇狠”到此為止。因為“拆遷會讓很多東西改變。大家來討價還價，勾心鬥角。我是個創作者，我是個藝術家。我做的東西要表達我的想法而不是說只是去記錄。我不是一個社會工作者。這裡面還是有差別的。”
特約記者丁麗潔
《鄉愁》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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