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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衝
《士別三日》的作者曹明霞，是個迄今為止還沒怎麼引起注意的作家。實際上，她寫小說已經十多年了，不斷有作品在那些受人關注的刊物上發表，但總是被排在不那麼引人注意的位置。這篇《士別三日》也差不多。
有一個批評界常常說到的詞叫“眼光”。遺憾的是，這個常常說到的詞，同時又是最最說不清楚的詞。說得俗一點，叫“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說得再俗一點，叫“放屁吹燈，各練一功”。說得時髦一點，叫“價值取向多元化”。所以我想，看《士別三日》，須刮目相看。當然，也不是真要開卷之前先把眼睛上的眥毛糊刮乾淨。大略講，就是把這一篇小說放到當下文壇眾生相的大背景當中去看。
當下的文壇倒是真夠得上多元化，壇上有許許多多的“相”。不相干的，且忽略不計，只說能搭上界的。有一種“相”，或炫耀一下“敘述圈套”之類的技巧，或講一些“慾望”之類的故事，用我們老祖宗的話說，叫“言不及義”。這是個較遠的背景。次遠的背景，是一些歌頌官員們的“鶯歌燕舞”，其中的一部分，不知是作者的心裏有鬼，還是生活本身在弄鬼，那裏面的老百姓的形象，就不期而然地成了“對比項”——官員們“拿著最低的工資，做著最辛苦的工作”，但因為很難出政績，又得不到提升，而難出政績的原因，就是由於愚民們的愚昧，無論政府怎樣幫扶，他們永遠總是個窮。當然，最直接的參照係，還是被嚷得鬧鬨哄、又被爭得亂紛紛的“底層文學”。在其中的一部分作品裏，作家們以悲天憫人的情懷書寫著“弱勢群體”的不幸。這些“弱勢群體”中的不幸的個體，一個個確實是很“弱”，不僅能力上很弱，智力上很弱，甚至連人格上也很弱。舉例來說，某個農村女青年進了城，為了“改變命運”，可以賣淫，可以被包養，終於得以衣著光鮮地出入高檔場所，卻因不被“承認”，沒有“名分”，深感不公，或怨而自殺，或憤而殺人。體察作者的用意，倒也誠懇，分明是要我們同情這些弱者。可是，如果這個人自身連起碼的“自愛”都沒有，卻要讓我們去同情，難。
《士別三日》中宋漢風的形象，把這種被顛倒了的現實重新顛倒了過來。這是個“男子漢”的形象。他能力很強，智力很高，人格也很健全。一開始當兵，也想入黨提幹，後來發現，要“進步”還得靠“鬼祟”，就“不玩了”。復員回家，東挪西借，湊點本錢，拉起個小工程隊，幹些小工程，“發了點小財”之後，“覺得人生還是要有點抱負的”，終於攬下了一樁大工程——區政府新辦公樓。工程完工，區政府領導也換了人，新領導願意在新樓裏辦公，但是不肯付工程款，說是前任遺留問題太多，得了解清楚了再付。資金鏈斷裂，工程隊解體，宋漢風靠開計程車為生，同時開著這計程車到區政府要賬，成了個兼職出租司機和要賬專業戶。108萬元工程款，裏麵包括著許多親朋好友的投資，儘管他軟硬兼施，要了十年硬是要不回來。但他也決不放棄，而且又開闢了一個新戰場——找媒體。就在這“不屈不撓”的過程中，一個小人物，通過作者略帶幽默的敘述，漸漸顯現出一個“硬漢”的形象。他甚至在異性面前也很有男性的魅力，當女記者把他從看守所裏保出來時，正處在窮困潦倒之中的宋漢風，卻讓見多識廣閱人無數的女記者覺得是個“蒙難的亞瑟”。而且他也不“樸實”(按“現代人”的價值觀，在激烈的競爭中，“樸實”是一項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弱點)，當電視臺的記者們來採訪時，他讓他的同夥主動搞了一點“擺拍”。方方面面他都是一個強者，而一個強者竟落入了“弱勢群體”，是因為他有一個、多半還是惟一的一個弱項——他沒有權。作為“對比項”，那個副區長，在能力、智力、人格上都處於弱勢，連賴賬都賴得很沒有水準，十年之後還在說等把情況搞清楚再還。這個方方面面都是個弱者的人卻處在強勢群體之中，只因為他有一個、多半還是惟一的一個強項——有權。
還有一個詞我們也常常說到:人民。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代名詞；人民是由許許多多的人構成的，其中的絕大多數就是這些“底層”、“弱勢群體”。人民不需要同情，更不需要憐憫。倒是作家需要學會尊重人民，尊敬人民。
那麼回過頭來再說“眼光”。西方人的老祖宗說: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所以，雖然不是所有時候，但有些時候，眼光問題確實不是眥毛糊的問題，而是心眼兒的問題。
(《士別三日》，作者曹明霞，《中國作家》2007年第11期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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