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吳秀明新著《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
俞潔
在中國，文化研究可以說正是方興未艾。作為一種新的學術視角，從文化視野出發，來透視文學表層中內含的文化因素，無疑賦予了現當代文學一次延展學科疆域的絕好契機。然而，對於研究者來說，“怎麼說”應該比“說什麼”更能體現研究成果的特色和價值。吳秀明教授的新著《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儘管也是從文化的角度來闡釋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但是，在這部著作中，作者運用了“文化的”與“審美的”兩個標準，對當代中國歷史小說作出了全面系統的價值評判；它既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當代歷史小說的創作圖景，同時更從學術的層面衡定了當代歷史小說的“價值”。這使得本書既不同於以往盛行的社會學批評乃至政治批評方法，也區別於形式主義或語言學批評。
首先是文化的標準。在這個領域，論者別具創意地將“現代性”概念納入到當代歷史小說創作的評判體系之中，從而使其能以現代的眼光來審視歷史小說的價值。
很多人對歷史題材作品的認識與分析有望文生義之嫌:一看舊時代、舊家庭、舊生活就簡單化地將之歸為遠離現實、回避社會矛盾，與時代精神相悖。其實，歷史敘事和現代性並不矛盾。在此書的“前言”中，論者指出造成這種謬誤的原因是有人將“傳統”與“現代性”截然對立，抽去了現代性與民族文化同構合一的應有內涵。他認為，“歷史題材小說雖然寫的是過去的歷史生活，但它卻與傳統歷史文化具有難以切割的精神聯繫”，“從當代中國文化文學的總體建設來說，立足於民族‘根’性基礎上進行創化”，是可以“使由於現代性而產生的文明取得平衡或再平衡”，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時期歷史小說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由此，“歷史”對“現代”的融入，主要是通過具體切實的民族精神還原——建構的方式來實現的；而這，也就是歷史小說的意義、價值和魅力之所在。
從這樣的學術立場和視野出發，論者將歷史小說的現代性歸結為“作家主體意識的現代性”，並認為對於現代意識的追求，正是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因為在他看來，新時期歷史小說作家不再因襲前人的思維觀念，而是把自己筆下的對象，放在整個歷史的坐標係中，用當代人嶄新的歷史意識和審美意識進行燭照。例如他從《李自成》、《金甌缺》中看到作家在民族關係問題的處理上，已經區別於過去帶有濃厚的狹隘民族意識的舊式歷史小說，既歌頌漢民族為捍衛本民族利益而犧牲的英雄，又公正評價少數民族對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體現了一種現代開放的民族觀。無疑，這樣的評說體系，為我們重新理解歷史小說的創作，提供了一個恢宏的學術視野。
其次是美學的標準。既然本書的立足點落在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因此論者並未放棄對文本的審美判斷而脫離文學審美，“而是努力在書中實踐這樣一種既文本又超文本的批評理念”。在本書的後半部分(第九章至第十四章)，論者以姚雪垠、淩力、唐浩明、劉斯奮、二月河、高陽等作品為例，具體探討了歷史主義典型化敘事、女性現實主義敘事、歷史守成主義敘事、文化歷史小說寫作、大眾化歷史小說寫作、散文化歷史小說寫作等各類歷史題材小說的審美特質。例如，在“散文化歷史小說寫作”一章中，論者充分肯定了台灣當代作家高陽富有創造性地在敘事文本中融進了散文的自由不拘的表達方式，稱道其是對中國歷史小說敘事模式的一次革命。
成功的歷史小說創作，應既不失對歷史進行闡釋的本旨，又不失生動形象的藝術表現手段。例如，《三國演義》所謂的“七實三虛”，實際上就是羅貫中對三國歷史的一種獨特的個人闡釋。針對歷史題材創作自身存在的良莠不齊、“戲說”成風的現象，論者認為，藝術想像力的匱乏是導致有關的“歷史翻案”蛻變為平面單維的歷史敘事的關鍵。論者洞見到歷史知識和文學品質兩者之間甚至還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前者對後者構成“壓迫”的悖論現象。一部成功的歷史小說，應該與其作為素材的原始文本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使作者有獨立發揮想像、“賦予冰冷的歷史以溫暖鮮活的人性內涵”的可能。因此，他提醒作家:“歷史翻案自然以一定的歷史知識為前提，尤其是歷史化的翻案更是如此。但一旦進入創作的堂奧，就應將歷史知識拋開，按照美的規律造型。”
近十幾年來，吳秀明先後出版了《歷史文學論》、《歷史文學真實論》、《歷史的詩學》等幾部研究歷史文學的專著，不僅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而且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在此基礎上，論者在《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一書中以細緻的文本分析、深刻的學術洞見、寬廣的理論視野，不但為我們展示了當代長篇歷史小說多姿多彩的文化世界以及歷史與小說藝術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而且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以借鑒的研究範式，在眾多的當代文學研究中獨樹一幟，別開生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