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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駿濤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殷慧芬的小說經常出現在一些報章雜誌上，讀了她的幾篇小說，我便讀出了一個文筆優雅、描寫細膩、敘事流暢、十分諳熟上海市民社會風物人情的女作家的身影。我不是上海人，但從50年代到60年代，我在上海生活了八九年，雖然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呆在郊外的校園裏，但也免不了有一些到市區探親訪友的機會，對上海石庫門(老弄堂)的家居特點，百姓的生活狀況和生活品性多少有一些了解。我總覺得，殷慧芬筆下的石庫門人家幾乎就是生活中的石庫門人家的複製——像極了，我想，有這樣複製能力的作家，一定是對那種生活熟透了的緣故。殷慧芬創造了一個石庫門世界，就其融入上海市民社會，並將市民社會的各色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情感命運藝術地呈現於世人方面，她的文學成就應該是可以與王安憶、程乃珊等女作家相匹配的。因此，當90年代我主編的《跨世紀文叢》出到第六輯的時候(那已經是世紀末了)，我想是應該請殷慧芬在這裡亮亮相的時候了，於是，便有了殷慧芬的一本小說集《吉慶裏》(長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的問世。
在殷慧芬所創造的石庫門世界中，悲憫之心和關愛之情幾乎無處不在。在她寫到那些底層人物的時候，她不是居高臨下地俯視他們，而是感同身受地理解他們。就像她自己所說的那樣:“我對我筆下的人物從來沒有用自己的善惡觀來臧否他們，我總是理解和尊重他們，並努力深入他們的內心尋找他們生存的理由。”她坦言:她自己就來自底層，出生在石庫門老街一個很平常的市民家庭，自己也做過工人，“我對這個階層的人很熟悉也很同情，現在我自己的生活要比他們好，但我的感情天平始終是傾向他們的，這裡有我的親人，也有我的朋友，我覺得沒有這樣的感情，也就不會有我的小說。”
這些話很樸素也很實在，是理解殷慧芬石庫門小說的一把鑰匙。殷慧芬把她小說中這種對市民階層的充盈的感情簡稱為“市民氣息”，“正是這樣的市民氣息，這樣的平常生活構成我人生的基礎”。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對上海普通市民一種情感上的深深依戀和投入，是決不可能寫出像《屋檐下的河流》、《吉慶裏》、《焱玉》等這樣一些對石庫門的風物人情一往情深的作品來的。“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我都喜歡我們的弄堂，我們的房子。”——《屋檐下的河流》中的小主人公的這一段內心獨白，實際上也是作者本人的心聲。在這些弄堂、這些房子裏，世世代代住著上海最普通的平民，正是在他們身上，積澱著百年上海里弄文化的精髓。
殷慧芬是一個很善於編織故事的作家，她總是在小說中從容不迫、娓娓動聽地敘說著一個個動人的故事，把讀者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不會講故事的小說家是蹩腳的小說家，但只會講故事的小說家卻不一定是高明的小說家。殷慧芬的小說之所以高出一籌和耐人尋味，就在於她從來不以編織故事為終極目標，而是以表現人類情感和人性好惡為終極目標。殷慧芬說:“我所有的小說都是探索人類情感的。從少女到老人，從男人到女人，所有的人，他們的情感纏繞著、攀緣著歲月的大樓，裝飾著我們的城市，也充盈著我的小說。”
從初期的那些短篇開始，到中期的“苦”戀三部曲，一直到她最後出版的長篇小說《西郊別墅》、《與陌生人跳舞》等，殷慧芬的小說都與“情”字結下了不解之緣。她的小說，不避諱寫情慾和性慾。“苦”戀三部曲已經寫得很放鬆了，但多少還有一點忌諱，因此她運用了一種充盈著優雅的詩意的文體，以區別於言情小說。到了90年代中期的《紀念》，這種忌諱似乎被打破了，她一開始就把故事推到了高潮:“他們先是在地毯上，後來就來到了床上……”不高明的小說家可能把這個故事寫成濫俗的三角戀遊戲，但殷慧芬卻著意于梳理主人公情感的演變軌跡，探尋人類原始的慾望以及這種慾望在現實中最終湮滅的前因後果。這場慾望和情感角逐的遊戲是如何發生的，又是如何湮滅的？從這當中又能引發出什麼讓人思考的問題？一個通俗的故事當中，卻包容著耐人尋味的內涵——這就是殷慧芬的高明之處。
殷慧芬有一部長篇小說《汽車城》，由於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獲得過好幾個獎項，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但若就我個人的喜好來說，還是覺得她寫石庫門底層市民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小說，文學成就要更高一些。我甚至覺得，像《屋檐下的河流》、《吉慶裏》這樣的小說，是可以傳世的。如果後世人不知道什麼是老上海的石庫門的話，讓他們看看殷慧芬的這幾篇小說，就會有一個形象而具體的了解。現在，殷慧芬的這部系列小說集——《石庫門風情畫》——就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所創造的石庫門世界也將被更多的讀者所認知。這對於因視網膜脫落幾乎不能讀書寫作的殷慧芬來說，將是一個很大的慰藉，而對於喜愛地域文化風情的文學讀者來說，也將是一個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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