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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浩泉
大約四十年前，我們鎮上的居民開始用煤爐了，那時母親已過花甲。比起在灶上燒柴草，用煤爐似乎先進，其實麻煩。
最初沒有蜂窩煤，是雞蛋大小的煤球。每天起身的頭等大事就是著煤爐。母親個子矮，小腳，仄著肩膀拎煤爐，走得急急的顛顛的，出門還跨兩道石階。我和四姐要上班，圍著煤爐轉的主要是她了。即使我們把煤爐著好，她每隔一段時間要添煤球，添煤球的同時掏煤灰，而掏煤灰最好把煤爐拎到屋外，這樣拎進拎出，每天至少四五個來回。
母親不怕拎煤爐，就怕著煤爐。著煤爐需要木頭疙瘩，木頭疙瘩越多，火越旺，煤爐著起來越快。母親多了一樣家務就是找木頭疙瘩，或者把廢棄的木頭劈成疙瘩。一九七一年，我進縣城工作，接讀家書的最後一句往往是，“帶點木頭疙瘩回來”。如果下面劃了一條線，我立即行動，一旦覓到那種用不著再劈的方方正正的小疙瘩，如獲至寶，趕緊用自行車往老家運。以至於若干年後，母親去世了，報紙上報道，有一種蜂窩煤，只要劃根火柴就能點燃，我竟為此項發明太遲而嘆息。
煤爐容易壞，壞了也捨不得丟棄，母親從理髮店取一撮頭髮，東奔西走討一團石灰，再挖點爛泥，用手拌拌，在煤爐上打補丁，補丁一打再打，煤爐越來越重。
煤球廠的煤球往往供不應求，只好把煤屑買回來自己做。母親像做糯米圓子似的把煤球一個個排在石階上和半墻上曬。每逢下暴雨，母親搶收煤球，忙得“兩鬢蒼蒼十指黑”。
有時煤質差，火不旺，眼看我們快下班，飯菜還沒做好，母親便用扇子使勁扇。我們老遠就聽見“啪噠啪噠”響。每年都要扇破一把扇子，破得不能再破才肯扔掉。最可怕的是煙煤，燒起來會冒煙，熏得母親流眼淚。母親眼睛本來就有病，後來越發嚴重了。
我女兒出生那天，我懷著做父親的喜悅送助產醫師回家，返回時曙色初露，小鎮尚未醒來，當我拐進北街小巷，朦朧中看見母親在門口著煤爐。令我眼睛一亮的是她手裏的扇子扇得像碩大的手掌在歡快地揮舞，沒什麼聲音，那是一把新扇子。跳躍的火苗躥出爐口，紅裏透青，煤球已經燃燒，火光把母親的臉頰映照得嫣紅如花。從此以後，在這煤爐上吃飯的又多了一個人，一代人了。
如今老家在我的印象裏越發簡約，簡約得只剩母親，如果旁邊有個東西陪襯，那就是煤爐，打過補丁的煤爐。現在用煤爐的少了，偶爾發現，心頭一熱，好像“他鄉遇故知”。如果在後街小巷看到有人在著煤爐，我會從久違的煤焦氣味裏品出老家的余溫，而母親慈祥的面容便在嫋嫋升騰的青煙裏浮現。心生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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