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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
以數十幅“二戰”中猶太集中營被害兒童的倖存畫作為主，圍繞在苦難中堅守人的尊嚴、堅持美的創造和智慧的思考這一核心內容，講述相關背景和記載的人物及故事，內容涉及普通的猶太家庭、猶太兒童、猶太藝術家等大批浩劫受難者的遭遇和他們不懈的精神追求。本版節選書中精彩片段，標題為編者加。
艾辛格教授和《先鋒》雜誌
11歲的漢娜·布蘭迪和她14歲的哥哥喬治·布蘭迪，當時分別住在女孩的宿舍L410，以及男孩的宿舍L417。在那裏，他們分別遇到了最傑出的藝術家和學者。
喬治·布蘭迪所住的宿舍L417的一號房間，是由凡特·艾辛格(Valtr Eisinger)教授管理的。猶太人委員會把他派到男孩宿舍做管理員，就是希望孩子們能夠得到一個教師。事實上，艾辛格教授不僅擔任教師，還以他特有的熱情，在一個沉悶的環境中，激發了孩子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艾辛格教授平等地對待孩子，讓他們覺得，自己已經開始長大，能夠思考和承擔起自己的命運了。倖存的孩子們回憶說，艾辛格教授是很有自己見解的人，可是，他從來不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孩子。一方面，他把他們“當作大人”，設法給孩子們帶來一個個持有各種不同觀點的教授和學者，讓他們悄悄地給孩子們作講座，就在集中營裏，智慧的種子在孩子們的心裏發芽和生長。另一方面，他總是對孩子們說，在你們這樣的年齡，不要過早地形成一種固定的看法。在形成觀點之前，你們先要做的，是吸取大量的知識。
14歲以上的孩子已經要幹活兒了。可是，艾辛格教授總是安排出時間讓他們上課。他帶著教師們潛入孩子們的宿舍。後來，德國衝鋒隊開始突擊檢查孩子們的住處。他們把課堂移到了閣樓上。每堂課，總有望風的孩子守候在窗口，以防衝鋒隊的突然襲擊。在L417宿捨得男孩們，上著數學、地理、歷史，還有猶太民族的語言希伯來語的課程。在他們的教師中，有著名的捷克作家，卡瑞爾·珀拉克(Karel Polacek)，他在1944年10月19日被遣送往波蘭的死亡營，再也沒能回來。
艾辛格教授生於1913年，在被送到特萊津的時候，他只有29歲。他寬寬大大的額頭，瘦瘦的，有神而快樂的眼睛。倖存的孩子回憶說，艾辛格教授自己就像一個頑皮的大孩子。他就像是“我們中間的一個”一樣和孩子們一起踢球。他常常給孩子們講一個孤兒院的故事，那個孤兒院是由孩子們自治的，他使得孩子們都對“自治”的生活入了迷。他們開始把自己的宿舍集體叫做一個“孩子共和國”，選出他們自己的“政府”，一個孩子成為政府的主席，開始了他們自己創造的“孩子共和國的故事”。其中，最令人難以相信的，就是一號房間的孩子們，還辦了一份地下雜誌:《先鋒》。
這份雜誌刊載孩子們自己的詩、文章，還有人物專欄“我們中間的一個”。雜誌有孩子們自己設計的封面，和自己畫的插圖。當然，在紙張都是違禁品的集中營，他們只是小心地抄寫、粘貼出這獨一份的手工雜誌。那是一份“週刊”，像模像樣，他們還在封面上寫上“定價”，就像是一本“真的”雜誌。在完成之後，他們驕傲地在星期五的晚上，給孩子們朗讀雜誌的內容，他們小心地翻閱，然後寶貝似的珍藏起來，一期，又一期。
在《先鋒》雜誌上，還有“文化報告”。在一個“文化報告”中，小記者報道了一個猶太囚徒，奧地利盲人藝術家布瑟爾德·奧德納(Berthold·Ordner)來到孩子們的宿舍，給他們帶來了幾件藝術品，那是他在集中營用撿來的廢鐵絲，精心製作的動物和人物造型。小記者寫道:“那真是了不起，一個在二十五年前失去視力的人，能夠頑強地記憶，記住動物和人的形體，還能如此精確和寫實地用鐵絲把他們塑造出來。”報告還記述了他給孩子們作的精彩藝術講座。他的創造力，他頑強的生命力，都給孩子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孩子在雜誌上寫道:“當世界上別的孩子都有他們自己的房間，我們只有‘30釐米×70釐米’的一個床位；別的孩子有自由，我們卻生活得像是被鎖鏈拴住的狗；當他們的衣櫃裏塞滿了玩具的時候，我們在爭取讓自己的床頭有一小塊遮蔽的空間；你要知道，我們只是孩子，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樣。或許，我們更成熟一些(這要感謝特萊津)，可是，我們也是一樣的平常孩子。”
孩子們堅持一週一週地“出版”他們的雜誌，因此留下了最寶貴的歷史記錄。從1942年12月18日，到1944年7月30日，《先鋒》雜誌“出版”了總共將近八百頁。雜誌留下了孩子們的詩文，詩文留下了他們的感情和記憶，留下了他們特殊的童年。
這些孩子們的教師都有自己的故事。艾辛格教授有一個心愛的未婚妻。在他被遣送特萊津之後，她最後也被送到特萊津。在那裏她也參加了照顧幼小孩子的工作。1944年，就在最後的日子裏，特萊津將要面臨大批遣送的消息傳來。由於擔心遣送會把他們分開。他們決定在特萊津集中營結婚，期待婚姻關係使得他們在被遣送時，能夠不分開。1944年6月11日，他們在集中營結婚。那是一個令人終身難忘的囚禁中的婚禮。他們不想驚動別人，就一直瞞著這個決定。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們還是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們也瞞著老師，偷偷準備禮物和慶祝。特萊津沒有鮮花，孩子們請每天去大墻外面幹活兒的農工，偷偷運進了一些花朵。他們又一起省下口糧，請食堂偷偷地做了一個象徵性的“蛋糕”。他們還想方設法找到一支鋼筆，作為給老師的結婚禮物。艾辛格的妻子回憶說，他們經歷了最感動的一刻。
婚後不久，大遣送就開始了。艾辛格的妻子堅決要求和丈夫一起被遣送。他們經歷千辛萬苦的旅途，抵達奧斯威辛集中營。到達的當天，那裏的慘狀就窒息了他們生存下去的希望。他們看到餓得骨瘦如柴的囚徒們，他們無力地做著手勢，祈求新來的囚徒，扔給他們一點食物。有一個人看不下去，就扔了一點食物過去。一個年輕的女孩跑出來撿，被衝鋒隊員當場一槍擊倒，只見鮮血從她的臉上流過。這就是奧斯威辛。
他們抵達的當天就被分開，艾辛格教授的妻子很快又被送到另一個集中營服勞役。從此，她再也沒有見到艾辛格。
最後一個見到艾辛格教授的，是一個倖存的他的學生。他說，他在奧斯威辛的隊列裏遠遠地看過教授一眼，他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樣了。1945年1月15日，在送往達豪集中營的途中，艾辛格教授被德國衝鋒隊員槍殺。
可是，特萊津猶太人在默默堅守的他們民族的文化，在堅守的一種精神，納粹卻沒有力量扼殺。
在最後的歲月裏，一號宿捨得艾辛格教授的孩子們，那些《先鋒》雜誌的編輯、記者、作者和讀者們，都被陸續遣送去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們出版的一期期《先鋒》雜誌，都被小心地保存下來了。
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在一號房間的“孩子共和國”中，特萊津還留下了一個叫做陶希格的孩子。
特萊津是依靠馬車為運輸工具的:運送貨物、運送遣送者的行李，還有死難者的屍體。特萊津的運作一天也離不開馬車。而陶希格的父親，恰巧是特萊津囚徒之中唯一會打馬掌的猶太人。他因此有一個小鐵匠舖，後來，陶希格成為父親的幫手，也趕馬車，就搬到鐵匠舖後面堆煤的小屋裏，和父親住在一起。這是特萊津難得的一點私人居住空間。孩子們就把一期期的《先鋒》雜誌，偷偷地藏在煤堆下面。
戰爭結束的時候，環顧四週，陶希格發現，原先的小同伴們，只剩下了他自己一個人還留在特萊津。他趕著兩匹馬，把屬於他和父親的物品拉回了布拉格，他還小心翼翼地，裝上了收藏的一大摞《先鋒》雜誌。回到布拉格後，陶希格到處尋找他的“孩子共和國”的同伴們。最後，他巧遇了“孩子共和國”的一員，這個倖存的孩子，正是漢娜的哥哥喬治·布蘭迪。
喬治·布蘭迪剛剛從奧斯威辛回來，他之所以能倖存下來，只是因為他在特萊津學成了管子工的手藝，納粹需要留著他幹活。回家以後，他得知父母早已在1942年就被殺死了。他到處打聽妹妹漢娜的消息，直到遇到一個妹妹的同伴，把漢娜死在毒氣室的消息告訴了他，他最後的希望也破滅了。
1945年，陶希格把所有的雜誌都移交給了喬治·布蘭迪。喬治·布蘭迪一直小心地藏著那些雜誌。後來。他得到一個移民加拿大的機會，前途未卜，旅途能夠帶的東西也有限，臨行之前，他又把所有的雜誌轉交給了創辦《先鋒》雜誌的倖存者之一科特·庫圖克，他也曾經是“孩子共和國”的主席。
直到1968年的春天，他們才感到，也許可以認真考慮出版《先鋒》雜誌了。在那個時候，特萊津原來的學校樓，也在考慮建成一個“特萊津集中營博物館”。可是，就在那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此後，歷經種種曲折，介紹《先鋒》雜誌的書，在20世紀90年代，才被正式以幾種文字出版。當年猶太孩子們的詩、畫和文章，他們的恐懼和勇氣，他們的苦難和夢想，終於又重見天日。
在書的最後，是艾辛格教授帶領的特萊津L417宿舍一號房間的孩子們的名單。一共是92個孩子，在1945年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絕大多數都死在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裏，只有15個孩子僥倖活下來。在特萊津，這個房間的孩子是存活比例最高的，原因是他們都是年齡比較大的男孩，可以是勞動力了。
一萬五千名曾經生活在特萊津的猶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來。
在出版的時候，喬治·布蘭迪和幾個倖存者，決定用當年他們的同伴在《先鋒》雜誌的文章上寫的話，作為書名:“我們也是一樣的平常孩子”。
人們終於看到，有這樣的一種文化。不僅是一部音樂歌劇的演出，不僅是教會孩子寫一首詩、引導孩子們辦一份雜誌，這是一種信仰的表達。在特萊津，藝術家在堅持正常的創作和教學，學者在堅持他們的學術講座，藝術家們，不僅為集中營的孩子們，也為生活在今天和以後世界的人們，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像力和創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維護寧靜心靈和智慧思索的必要。
《日落》赫爾加·波拉科娃
《我在公園裏》維耶拉·洛約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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