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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生活網6月10日轉載本報“論壇”版蔡毅《警惕“灰色文學”氾濫》一文，引起強烈反響。這裡我們再登評論者李淵對“警惕”一文的回應
——我們該怎麼看小說？
李淵
在一篇文字中，我談到“藝術的文學，還是道德的文學？這本來是一個顯見的常識，文學首先是藝術的，它必須以‘藝術性’作為它的基本質地，所謂優劣高下的評判也應首先並最終落實到藝術上——然而在諸多的文學批評者那裏，這個基本常識卻屢屢遭到背叛與違反，他們祭起陳腐、滯後的‘道德優先’大旗，在捍衛‘良知正義’和‘政治正確’的口號下揮舞著大棒進入文學叢林中，對溢出自己審美能力和審美趣味之外的文學文化作品大加鞭笞——它對文學文化生態的破壞性是很大的，特別是當下，‘淺閱讀’‘娛樂至死’和媚俗化已經成為主要時代症候的時候。”(《藝術的文學，還是道德的文學？——對一種批評的批評》)當時，我也說，真希望我的說法帶有杞人憂天的性質。然而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並不是杞人憂天。最近看到一篇蔡毅先生的批評文字(見本報6月5日“論壇”版——編者)，談的是王順健在《大家》今年第一期發表的小說《小茵》。因為這篇小說我是看過的，所以，我對蔡先生的看法特別是道德強勢化的判斷很不以為然。本來我是無意就這個問題繼續糾纏的，我們的文學在基本常識上總在拉鋸，意思不大，但蔡先生的觀點代表了一大批人的看法，而且加之蔡先生的學者身份，我覺得有將這個問題更加明晰化探討的必要。
《小茵》在蔡先生那裏，受到攻擊的點是:“一是小說對表兄妹間發生的錢肉交易幾乎沒有譴責批判；二是小說對表兄妹間保持的一種畸戀毫無反思悔改；三是表兄對表妹從事的職業不加勸阻，仿佛她所從事的是一樁正常工作；其四，表兄對表妹打算用自己的身體生遍所有膚色孩子的荒唐想法，沒有制止打擊，反助紂為虐，讚賞支援……這些遠超出了一般小說人物故事設置的構思或技術一類問題，而涉及許多道德倫理與價值評判問題”——帽子之大讓人心悸。可是，如果小說中直接出現譴責批判那肯定就不是小說了，這等於是要將小說降格為大字報式的宣傳附庸。在現代性的小說中，不是說作家不應有道德和倫理判定，但這個判定必須是隱含的，不外顯的，它要是貼著人物來做的。就是說，你寫一個殺人犯不應當在他行為中加入你的先期判斷，在你的作品裏說他殺人如何如何不對——相對於殺人，其他的倫理都還是顯得小些了吧？蔡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從人物形象來看，小茵這個角色不是以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者面目出現”，由此，我想蔡先生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如果按照蔡先生的邏輯，這肯定是一本價值混亂的壞書，他對拉斯柯尼科夫的行為批判明顯不夠；加繆的《局外人》問題更重，他竟然給殺人犯開脫！——要知道，這些都是普世公證的偉大小說；要知道，在這些小說中，它們給我們指出和提供了一種可信的可能參照，讓我們知道:在我們的人群中有這樣的人，而且某些點在我們身上也存在著。
在此，我接著列舉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老阿Q在和吳媽“要睏覺”的時候周先生也沒有大段的批判啊！他在小說中，只讓阿Q自己行動，要有判斷，也是讀者的事兒。我們沒有必要將讀者都想成和自己一樣沒腦子，染什麼顏色就是什麼色。所以，我認為，蔡先生的攻擊成立，但不是對小說和藝術的要求，他對小說是不懂的。米蘭·昆德拉在《貶值的塞萬提斯的遺產》中說到，有一些人渴望一個善與惡能夠明確區分的世界，他們只能用這樣來對付小說，那就是將小說的相對和模糊的語言譯成他們自己絕對肯定的、教條的話語，他們要求，總得有某人是正確的。然後，昆德拉說，這種“是與不是”囊括了一種無能，無能容忍人類事物最基本的相對性……我想蔡先生的錯誤即是他所說的無能，他要小說有立竿見影的判斷，要作家板著臉說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小說中的政工也不應當是這種的搞法。王順健的小說寫下的是一個故事，一種生活的可能(它可以不是生活的正在發生)，他在這裡，是指證給我們看:原來，生活有這個樣子，有這類的人，他們的生活如何如何，他們又有著怎麼樣的奇怪念頭……在這點上，小說寫出來了。蔡先生是用一種滯後的觀念來看小說的，他沒有看到近幾十年來世界文學觀念上的演進。陳規看新作，總希望新的作品能納入自己的舊意識中，倣若自己佔有絕對真理，這樣的文學觀點是滯後的。
蔡先生談到，“當作家自覺地選用第一人稱寫作，以‘我’的眼光看待世界，‘我’的情感敘事抒懷，用充分理解與贊同的態度來講述這一切，時時處處把自己的一切與對象混合，人們根本就分不出作家與‘我’究竟有什麼區別，有何不同，因此小說中流露出的情感態度、道德取向、好惡價值觀基本就是作家之態度和所想，我們通過書中的人物來分析作家所想表達之意，大體也是準確無誤的。”——怎麼會大體準確無誤？它屬於常識性的錯誤！我們還是先舉例說明。加繆的《局外人》，小說是用“我”的口氣寫的，我們是否由此可判定加繆是一個冷酷的、對世界和一切都缺少愛和同情的人呢？那他到《鼠疫》時的表現又如何解釋？說他改造了自己的思想？君特·格拉斯在他許多的小說中都用“我”，如果用蔡先生的邏輯，格拉斯先生不僅道德有問題，而且是一個能唱碎玻璃的怪人、不想長大的矮子，或者是一個活得和德國歷史一樣長的人。福克納在他的《喧嘩與騷動》中從多個人的視角寫下同一故事，而每個視角都是用“我”來敘述的，那哪一個是真我？要知道，他們對於事物和事件的判斷是有著矛盾的。前些日子，作家帕慕克來中國演講，在社科院演講的題目是《我們究竟是誰？》——用他的話來回答蔡先生可能恰如其分。他說，在寫作中，我是他者，是我要寫的那個人物，我要按照他的想法在小說中表現，他的思想不代表我的思想，他的政治意見也不代表我的政治意見，有時還會完全相反……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小說中的“我”不能完全代表作家，它是人物，小說需要“我”是聖人我就是聖人，需要我是惡棍就必須是惡棍。一個好的小說家，是要懂得，如何貼近你所要寫的人物，讓他“說話”——無論這話是否正確，善良，道德。小說的提供不是判斷，而是讓我們知道，生存有此，有這樣的可能。它應當是，對我們被矯飾的生活的警告。那種強加的道德判斷實際上是要我們在矯飾中漸行漸遠。
在蔡先生的文字中，還有棍棒和“文革”氣，這也是我不喜歡的。雖然，我對王順健先生的這篇小說在藝術質地上也有保留——但它不能用非藝術的方式方法來強姦式地對待它。
我們該怎麼樣看小說？這是個問題。雖然在許多自以為是的人那裏仿佛它從來都沒有作為問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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